中国国家博物馆藏鼎形铜镜探究

伯寻

中国国家博物馆（以下简称“国博”）收藏有两面鼎形铜镜。一面是双龙丹鼎镜，为1959年自上海文物仓库收购入藏的传世品，并于2020年11月开幕的国博“镜里千秋：中国古代铜镜文化”展览上展出。另有一面河澄皎月龙凤镜，为1955年购藏，尚未展出。就中国古代铜镜形制而言，自先秦至隋，大多数镜形为圆形，偶有方形。唐至五代，新出现委角方形、菱花形、葵花形等。到了宋代，随着金石学的兴盛，各类形制奇异的铜镜相继出现，如钟形、盾形、鼎形等。宋代鼎形镜亦被称作“炉形镜”，发现数量较少。笔者收集到15面宋代鼎形镜资料。其中，考古发掘品1面，出土品5面，传世品9面。将国博馆藏两面鼎形镜纳入到一个更加宏观的铜镜体系中来考察，将会有助于解决国博铜镜的铸造年代、流行区域及性质等问题。

一、国博鼎形镜及其他地区同类镜研究现状

1995年，中国历史博物馆（国博前身）杨桂荣先生首次公布了双龙丹鼎镜的基本信息。称其为“鼎形双龙镜”，年代为宋。“鼎形，亦称炉形，直立镂空双耳，圆腹，尖足⋯⋯曲折的海岸上，有一三足炉，香烟缭绕。为宋典型龙纹饰。”高16、缘厚0.7厘米，重550克（图1）。2020年，国博举办的“镜里千秋：中国古代铜镜文化”展览开幕，展出了这面鼎形镜，称其为“双龙戏珠鼎形铜镜”，年代为宋。

图1 双龙丹鼎镜，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国博藏河澄皎月龙凤镜的镜背上部与中部铸有一龙一凤。飞凤左右两侧饰以两列八字篆书体阳铭，呈扇形分布，分别自上而下，读作“河澄皎月，波清晓雪”。高14、缘厚0.5厘米（图2）。湖南出土一面长方形铭文镜，镜铭内容、排列方式、字体风格与国博镜基本相同。经过仔细核对，发现国博镜与1938年商承祚先生为蔡季襄收藏长沙出土宋代迴文诗镜制作墨拓的鼎形镜形制、纹饰、残缺部位等细节完全一致（图3），笔者认为是同一面镜子。商先生曾对其进行了细致描述：“宋镜作鼎形，两耳两足，耳中空而足实。高十三公分八公厘，两耳宽一公分四公厘，腹宽九公分八公厘，足宽一公分三公厘。凸缘厚四公厘。色灰绿，质粗劣，鼎项作飞龙，中凤首残，作下翔状，两旁篆文各四⋯⋯器藏蔡氏。”其铭文与罗振玉《汉两京以来镜铭集录》一书中所载镜铭相同，商氏将铭文不断组合，构成一百九十二联，三百八十四句，排列于书中。通过对国博鼎形镜研究简史的梳理，可知以往学者只是笼统地将其定为宋代，到底是北宋还是南宋，其性质为何，均为需要讨论的问题。

图2 河澄皎月龙凤镜，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图3 长沙出土河澄皎月龙凤镜拓本（《长沙古物闻见记·续记》，第289页）

张勋燎、邵彬等先生对于四川地区出土宋代鼎形镜有一些论述。其他有关鼎形镜的资料报道散见于铜镜图录、出土简报及铜镜工具书中，尚未见到学术界对宋代鼎形镜进行全面、系统的梳理与探讨，故笔者对此类铜镜资料进行了广泛收集，希望通过较为系统的纹饰分类，更加客观地解决国博鼎形镜的相关问题。

二、鼎形镜纹饰分类

根据镜背主体纹饰的不同，笔者将已掌握的15面鼎形镜资料分为四类。

第一类：双龙丹鼎镜，5面。一般镜背主体纹饰为两条回升龙对称分布于两侧，护佑立于水岸之上的一尊三足鼎，岸下水中有一只神龟浮出水面，昂首向上。如国博藏双龙丹鼎镜（图4:1），为标准样式。1968年，四川绵阳砂石厂打井时出土双龙丹鼎钱纹镜。高16、宽12.6、厚0.6厘米（图4:2）。除了上述纹饰之外，在顶部鼎耳内侧还饰以两枚圆形方孔五铢钱纹。湖南出土一面双龙镜，两条回升龙之间，三足鼎纹被一枚长方形印纹所代替。高１6.6 厘米（图4：3）。《铜镜鉴赏》收录一面双龙丹鼎镜，镜背中心为圆形钮，回升龙之间鼎器三足及水岸纹饰已被錾平。高17.2、宽12.2、缘厚0.7厘米（图4:４）。此外，台北故宫博物院收藏一面双龙镜，仅有双龙、金丹形象，省略鼎器、水岸纹饰，应是双龙丹鼎纹饰的变形。高15.9、宽12、缘厚0.5厘米（图4:5）。

图4 第一类双龙丹鼎镜

1.中国国家博物馆藏双龙丹鼎镜拓本（《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1995年第1期，第138页，图64） 2.绵阳砂石厂出土双龙丹鼎钱纹镜拓本（《四川绵阳出土的古代铜镜》，《文物》1992年第1期，第94页，图四） 3.湖南出土双龙镜拓本（《铜镜图案：湖南出土历代铜镜》，第180页，图158） 4.《铜镜鉴赏》收录双龙丹鼎镜拓本（《铜镜鉴赏》，图版69） 5.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双龙镜（《故宫铜镜选萃》，图版42）

第二类：八卦镜与八卦铭文镜，3面。1991年，四川荣县旭阳镇建设银行工地出土一面先天八卦镜，八卦纹呈逆时针方向排列。高20、宽12.8、厚0.7厘米（图5:1）。上海博物馆藏八卦匪鉴斯镜。镜背中部逆时针方向等距排列四字篆书体阳铭，连读为“匪鉴斯镜”。其外，因空间局促，仅排列了六种卦象。镜缘及双足饰踏泥纹。高 14.4、宽10.6厘米，重340克（图5:2）。《小校经阁金文拓本》收录后天八卦宝鉴镜拓本，镜背上部正中铸“宝鉴”两字篆书体阳铭，下部为袋足鬲的形象，其左右两侧各立一人，一手高举。近缘处环绕一周八卦纹，为后天八卦。鬲的下方斜出一细长支脚（图5:3）。

图5 第二类八卦镜与八卦铭文镜

1.四川荣县出土先天八卦镜拓本（《荣县出土宋代鼎形八卦铜镜》，《四川文物》1995年第5期，第67页） 2.上海博物馆藏八卦匪鉴斯镜拓本（《练形神冶 莹质良工》，第324页，图版123） 3.《小校经阁金文拓本》收录后天八卦宝鉴镜拓本（《小校经阁金文拓本》卷十七《镜下》，第3551页）

第三类：双龙铭文镜与龙凤铭文镜，3面。山西博物院藏双龙宝镜，为1959年上海博物馆拨交。镜背上部中央为两字篆书体阳铭“宝镜”，下部两侧各有一龙纹。高17.5、宽11.5厘米（图6:1）。与其形制、铭文、纹饰相同者，见于1956年江西南昌征集的一面双龙宝镜（图6:2）。国博藏河澄皎月龙凤镜，龙飞凤翔，居于镜背上部及中部，两侧饰以八字篆书体阳铭（图6:3）。

图6 第三类双龙铭文镜与龙凤铭文镜

1.山西博物院藏双龙宝镜（《山西博物院藏品概览·铜镜卷》，第151页）  2.江西南昌征集双龙宝镜拓本（《近年出土古镜及有关问题》，《江西文物》1990年第1期，第29页，图六：1）  3.长沙出土河澄皎月龙凤镜拓本（《长沙古物闻见记·续记》，第289页）

第四类：铭文镜，3面。江西庐山博物馆藏勋勒鼎彝钱纹镜，钮下铸五铢钱纹，上有一“寿”字。左右铸楷书体阳铭，连读为“勋勒鼎彝”。高16.3、宽10.8厘米（图7:1）。

图7 第四类铭文镜

1.江西庐山博物馆藏勋勒鼎彝钱纹镜（《九江出土铜镜》，图版102）  2.石家庄拣选永保作鉴镜拓本（《历代铜镜纹饰》，图203）  3.福州茶园山南宋许峻墓出土八面玲珑镜（《隋至清中国纪年铜镜图典》，第307页）

河北石家庄市拣选出一面永保作鉴铭文镜，镜背两侧各有一列四字篆书体阳铭，连读为“永保作鉴，长宜子孙”。高16.7、缘厚1厘米（图7:2）。1990年，在福州茶园山中心小学院内发掘南宋咸淳八年（1272年）许峻墓，出土一面八面玲珑镜，应该是融合了鼎与鬲造型的变体。鼎耳省略，顶部呈镂空长条状，镜背下部附一兽足形支脚以支撑镜体，其两侧铸有阳文篆书镜铭，连读为“八面玲珑，一尘不受”，间饰缠枝纹。高15.2、宽13.2厘米（图7:3）。

另有一面镜背纹饰模糊不清者。1974年，浙江衢州市王家公社南宋咸淳十年（1274年）易学家史绳祖与夫人合葬墓出土一面鼎形镜，锈蚀较为严重，收藏于衢州博物馆。镜背上部有双立耳，以一条横向突棱表示鼎口，下有两尖足。圆形镜钮中部开槽，槽两侧中部备有安装支架的圆孔。高13厘米（图8:1-5）。

图8 浙江衢州南宋咸淳十年史绳祖墓出土鼎形镜

1.首次发表的鼎形镜背面（《浙江衢州市南宋墓出土器物》，《考古》1983年第11期，图版柒：3） 2.鼎形镜背面（衢州市博物馆藏） 3.鼎形镜正面（衢州市博物馆藏） 4.鼎形镜背面局部残痕（衢州市博物馆藏） 5.鼎形镜正面局部残痕（衢州市博物馆藏）
三、鼎形镜的双龙丹鼎纹饰辨析

（一）双龙丹鼎纹的流行年代与地域

在收集到的鼎形镜资料中，有5面铜镜（包括国博藏品）纹饰为双龙丹鼎纹，其铸造年代是可以大致考证出来的。因为此类纹饰在南宋铜镜中较为常见，其中有一批双龙丹鼎纪年镜资料可以佐证。目前所见最早的双龙丹鼎纪年镜是故宫博物院藏南宋嘉熙元年（1237年）镜（图9），其次是湖南省博物馆藏南宋嘉熙戊戌（嘉熙二年，1238年）镜（图10），还有1996年江西新余市渝水区罗坊乡草溪村出土南宋淳祐六年（1246年）镜（图11）。年代较晚的是1959年江西高安县独城孙家山南宋宝祐三年（1255年）孙愿墓出土六棱边形镜（图12）。孔祥星等先生据此认为：“嘉熙、淳祐纪年镜及宝祐三年墓出土镜，表明这类双龙镜在南宋理宗时期颇为流行。”由此来看，双龙丹鼎纹的主要流行年代大致为1237-1255年。就国博藏鼎形双龙丹鼎镜而言，其铸造年代也应该是在南宋中期偏晚，铸造区域位于南宋统治下的南方地区。国博亦收藏有一面八棱边形双龙丹鼎镜，缘内遍布踏泥纹，直径19.5厘米（图13），铸造年代与区域应与其近似。1966年，在湖南临湘县陆城石桥沟南宋末年墓出土一面六出棱边形双龙丹鼎镜，最大径19厘米（图14）。镜背纹饰已有变化，仅存双龙、丹鼎，减省了水岸、神龟及波浪纹，是双龙丹鼎镜纹饰发展演变的余绪。

图9 故宫博物院藏南宋嘉熙元年双龙丹镜鼎（《故宫藏镜》，第139页，图版六二）


图10 湖南省博物馆藏南宋嘉熙戊戌双龙丹鼎镜及拓本（《中国青铜器全集》第16卷《铜镜》，第177页，图版一七四）；《铜镜图案》，第99页）

图11 江西新余市草溪村出土南宋淳祐六年双龙丹鼎镜拓本（《江西新余市草溪村出土南宋铜镜》，《考古》1998年第5期，第79页，图一）

图12 江西高安南宋孙愿墓出土双龙丹鼎镜拓本（《高安、清江发现两座宋墓》，《文物》1959年第10期，第86页）

13 八出棱边形双龙丹鼎镜，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图14 湖南临湘县陆城石桥沟南宋末年墓出土双龙丹鼎镜及拓本（《湖南临湘陆城宋元墓清理简报》，《考古》 1988年第1期，图版捌：4；第64页，图一）

此外，在属于金代统治范围的中原北方地区，也发现此类纹饰的铜镜。1985年，河南洛阳郊区红山罗湾村发掘一座金代墓C6M6，出土一面圆形双龙丹鼎镜，直径17.5厘米（图15）。1969年，河南安阳纱厂出土一面八瓣菱花形双龙丹鼎镜，镜缘两边刻字，其中一边刻有“相州囗囗官囗玉”，直径13.8厘米（图16）。河北张家口拣选出一面圆形双龙丹鼎镜，龙体细长，鼎足较高，铸造精美，直径19.3厘米（图17）。

图15 洛阳郊区红山罗湾村金墓C6M6出土双龙丹鼎镜及拓本（洛阳市文物考古研究院）

图16 安阳纱厂出土双龙丹鼎镜拓本（《安阳市博物馆藏镜选介》，《中原文物》1986年第3期，第124页，图七》）

图17 河北张家口拣选双龙丹鼎镜拓本（《历代铜镜纹饰》，图190）

（二）双龙丹鼎纹饰的确认及其含义

虽然上述双龙丹鼎镜形制各异，但是其主体纹饰相同，多以镜钮为中心、左右两条回升龙对称分布，龙口左闭右张，龙爪前伸，其间有一尊三足鼎立于水岸之上，水中有一神龟伸颈昂首，朝向宝鼎。

1.丹鼎与香炉分析

关于镜背纹饰中的三足鼎形象，以往学界普遍认为是香炉，根据扬之水先生的研究，南宋香炉多为瓷制的仿古香炉，其造型大多仿自青铜簋、鬲、酒尊 。今笔者提出，双龙丹鼎镜纹饰中的三足容器形象并非香炉，而是炼丹的鼎器，简称“丹鼎”。唐代卢照邻《赠李荣道士》诗云：“圆洞开丹鼎，方坛聚绛云。” 此类三足鼎器形象，较早见于1978年江苏江阴县夏巷公社东园村北宋葛闳夫妇合葬墓中随葬的一面桃形铜镜上。该镜出土时挂于木椁头部上端。镜背两侧铸有铭文，连读为“轩辕维法造丹药，百炼成得者身昌”。此镜中央下部为浅浮雕三足鼎、游鱼及水波纹。葛闳墓志由“百陵道士周型芝刊”（图18）。

图18 江苏江阴东园村北宋葛闳墓出土桃形鼎鱼铭文镜（《江苏江阴北宋葛闳夫妇墓》，《文物资料丛刊》第10辑，第174页，图六）

“轩辕”为黄帝之名，《史记·封禅书》云：“黄帝采首山铜，铸鼎于荆山下。鼎既成，有龙垂胡髯，下迎黄帝。黄帝上骑，群臣、后宫从上者七十余人，龙乃上去。”东汉魏伯阳撰《周易参同契》上卷五一云“黄帝美金华”，金华，即金丹。《周易参同契》下卷九六：“惟昔圣贤，怀玄抱真。服炼九鼎，化迹隐沦。”“服炼九鼎”，指的是黄帝于荆山铸九鼎，伏炼九鼎神丹，丹成服食而得道成仙。东晋葛洪《抱朴子·内篇》卷四《金丹》：“抱朴子曰：按《黄帝九鼎神丹经》曰，黄帝服之，遂以升仙。”同书卷一三《极言》：“按《荆山经》及《龙首经》，皆云黄帝服神丹之后，龙来迎之，群臣追慕。”炼丹为何用鼎？应是与上述黄帝铸鼎的传说密切相关。

图19 陕西西安唐华宾馆工地出土宋代盾形丹鼎镜（《西安文物精华·铜镜》，第143页，图129）

炼丹完成之后是什么样的情形？文献中有详细描述，铜镜纹饰中也有所反映。《太上八景四蕊紫浆五珠绛生神丹方一首》云：“足，其炉鼎中紫气连天，日月失辉，山河震岌，乃是丹成之候也。歇炉出鼎，于香坛之上寒之，然后开后，其丹赫然轻飞，脱离于质，如芙蓉花九层，连于鼎盖之上，十五两分毫无失。”1987年，陕西西安雁塔区唐华宾馆工地出土一面宋代盾形丹鼎镜，镜背主体纹饰是一件双耳三足宝鼎，盖上腾起一缕云烟，上方升起一粒圆形金丹，亦作为镜钮。其两侧为阴文道符，镜体遍布踏泥纹（图19）。国博收藏有南宋钟形丹鼎匪鉴斯镜（图20）、盾形双剑丹鼎光明贵宝镜（图21）各一面，镜背中央纹饰均为三足鼎器之上，一粒金丹腾空而起，表现出的正是文献中所云“其丹赫然轻飞”的情景。此外，浙江省博物馆曾经展出一面宋代龙虎丹坛鼎纹镜，镜背中央自下而上，分别为坛、金丹、鼎器形象，左右两侧为双剑直立，降龙伏虎。

图20 钟形双剑丹鼎匪鉴斯镜，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图21 盾形双剑丹鼎光明贵宝镜，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附带谈一点，丹鼎放置于水岸之上，以参差不齐的曲齿形纹饰来表现岸边石头的自然状态，这是宋金铜镜中常用的表现手法。水中有一只神龟曲颈昂首，刻画的应是北海黑龟精，唐代吕岩写有《金丹诗诀》，仅节录相关内容作为旁证：“金丹一粒定长生，须得真铅炼甲庚。火取南方赤凤髓，水求北海黑龟精。鼎随四季中央合，药逐三元八卦行。斋戒兴功成九转，定知入口鬼神惊。”

2.双龙与龙虎之辨

学术界普遍认为，双龙丹鼎纹饰中宝鼎两侧各有一龙，一条龙有角、张口，另一条龙无角、闭口。也有学者认为是龙虎相对，其依据应是来源于道教文献。《周易参同契》上卷三二：“偃月法鼎炉，白虎为熬枢。汞日为流珠，青龙与之俱。举东以合西，魂魄自相拘。” 意即炼丹的鼎炉形如偃月，元精“白虎”就是炼制药物的核心，元神以“汞日流珠”和“青龙”象征，实为一物，元精与元神一西一东，自然相合，如同魂与魄相恋而不散一样。

但是，笔者认真观察过多面双龙丹鼎镜的高清照片与拓本，还是赞同丹鼎两侧各饰一龙、应是雌雄一对的观点。有角、张口者为雄龙，无角、闭口者为雌龙，即为螭。《说文·虫部》：“螭，若龙而黄，北方谓之地蝼。从虫，离声。或云无角曰螭。”清代朱骏声撰《说文通训定声·丰部弟（第）一》：龙，“有角者，雄；无角者，雌。”

北宋葛闳墓出土桃形镜上铸有三足鼎的形象，铭文“轩辕维法造丹药”揭示出《史记·封禅书》以及《周易参同契》等文献所云黄帝铸鼎于荆山下、伏炼九鼎神丹、丹成服食成仙的典故。可依此类推双龙丹鼎镜所要表现的内容，三足鼎为黄帝所铸，丹成升空，作为镜钮的圆形应是代表着金丹。三足鼎两侧的一对雌雄回升龙形象，恰好契合了“鼎既成，有龙垂胡髯，下迎黄帝”的传说。 

四、鼎形镜的铸造时地与性质

以上对鼎形镜进行分类及双龙丹鼎纹饰的考证，目的是为了解决鼎形镜的铸造年代与流行区域问题。5面双龙丹鼎纹镜的铸造年代大体是在南宋中期偏晚，盛行时间将近二十年。至南宋末年，虽然此类纹饰仍在沿用，但已发生了微妙变化。双龙丹鼎纹铜镜的流行区域，主要是在南宋统治下的南方地区。在金人统治的北方地区也有出现，应该是受到了南宋铜镜文化的影响。国博藏两面鼎形镜的年代约为南宋中期偏晚。在笔者收集到的鼎形镜资料中，仅有两面铜镜出自南宋纪年墓，有明确的年代依据，即1974年浙江衢州市王家公社南宋咸淳十年（1274年）易学家史绳祖与夫人合葬墓，1990年福建福州茶园山南宋咸淳八年（1272年）许峻墓。两座墓各出土一面鼎形镜，其铸造年代属于南宋晚期。鼎形镜的形制变化有一个从圆鼓腹向下腹内收演变的发展轨迹。鼎形镜的发现区域，主要见于今上海、浙江、福建、湖南、江西、四川等东南、中南及西南地区，少量见于北京、河北等地，可知鼎形镜主要分布地域为长江以南地区，即南宋统治区域。通过对宋代鼎形镜铸造时地的探讨，能够看出鼎形镜应是南宋境内流行的镜类。

关于鼎形镜的性质及出现原因，需要认真分析。在目前见到的15面鼎形镜中，根据镜背纹饰的不同，可以将其性质分为两类。

一类性质应该与道教有关，镜背纹饰分别为双龙丹鼎纹、八卦纹。前者或与道家炼丹有一定关联，如国博藏双龙丹鼎镜、四川绵阳出土双龙丹鼎钱纹镜、湖南出土双龙丹鼎镜、《铜镜鉴赏》收录双龙镜；后者卦象是道教的典型标志，包括四川荣县出土先天八卦镜、上博八卦匪鉴斯镜、《小校经阁金文拓本》收录后天八卦宝鉴镜。

双龙丹鼎纹铜镜在南宋中期的盛行，与这一时期道教的发展有着密切关系。南宋理宗赵昀对道教极为重视，在都城临安新建宫观西太乙宫，重建佑圣观门。《梦粱录》卷八“西太乙宫”条：“西太乙宫，在西湖孤山。淳祐间，太史奏太乙临梁、益分，请用天圣故事，于国城西南别建新宫，以顺方向，于是择八角镇地，建宫奉安，遂析延祥观地为宫，以凉堂建正殿，匾曰黄庭之殿，殿门匾曰景福之门，安奉太乙十神帝像。”同书卷八“佑圣观”条：“淳熙岁，诏改为道宫，以奉真武。绍定重建观门，曰佑圣之观，殿曰佑圣之殿，藏殿匾曰琼章宝藏，御制《真武赞》及宸翰《黄庭经》，皆刻之石以赐。”宝祐二年（1254年），理宗甚至提出要亲自赴西太一（乙）宫为国祈祥，因大臣进谏而止。《宋史·理宗本纪》：南宋宝祐二年（1254年）九月，“辛酉，诏诣西太一宫，为国祈祥，起居郎牟子才再疏谏而止。”此外，理宗不仅召见正一道三十五代天师张可大，委以重任，而且还大力推荐道书《太上感应篇》，使之在社会上广泛传播。南宋理宗对道教的重视与推广，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道教发展。结合这一历史背景来看，具有道教炼丹术色彩的双龙丹鼎纹铜镜在南宋民间生活中流行，亦在情理之中。

另一类为世俗性质的铜镜，反映出宋代复古主义的审美倾向。如国博藏长沙出土河澄皎月龙凤镜，篆书阳铭为“河澄皎月，波清晓雪”；江西庐山博物馆藏勋勒鼎彝钱纹镜，上有一“寿”字，钮下铸五铢钱纹，应是祝寿时赠送的礼品；河北石家庄市拣选的永保作鉴铭文镜，镜背有四字篆书体阳铭“永保作鉴，长宜子孙”；福建福州茶园山南宋咸淳八年（1272年）许峻墓出土八面玲珑镜，铸有“八面玲珑，一尘不受”阳文篆书，这些镜铭均属于宋代金石学影响下文人尚古的一种物质表现。

图22 国博藏钟形公孙轩辕宝镜，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鼎形镜是南宋时期首创的新镜形，铜镜为什么要采用鼎的形制？有其形，无其实，为什么会有如此转化？北宋统治者倡导“隆礼作乐”、追摹三代之制、尊崇商周青铜器之风是重要的影响因素，李零、陈芳妹等学者均有研究，此不赘述。南宋时期，包括鼎形、钟形、盾形、祥云托日形等异形铜镜的出现，无疑是北宋以来复古运动在日常生活器具上的具体体现。国博收藏有数面异形镜，除了上述鼎形镜之外，还有钟形公孙轩辕宝镜（图22）、双剑丹鼎匪鉴斯镜、盾形双剑丹鼎光明贵宝镜、祥云托日形子子孙孙八卦鬲纹镜（图23）。南宋之后，元明时期偶见鼎形镜，数量极少，可视作南宋鼎形镜发展之余绪。

图23 国博藏祥云托日形八卦鬲纹，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例如，湖南出土宋元之际符箓货布波浪纹镜（图24），故宫博物院收藏的元代云雷弦纹镜（图25）、明代黑漆素面鼎形镜（图26）。镜背或纹饰繁缛复杂，或素面无纹，美感渐失。


图24 湖南出土鼎形符箓货布波浪纹镜拓本（《铜镜图案：湖南出土历代铜镜》，第220页，图201）

图25 故宫博物院藏元代鼎形云雷弦纹镜（《故宫藏镜》，第164页，图版七六）

图26 故宫博物院藏明代鼎形黑漆素面镜（《故宫藏镜》，第184页，图版八五）

五、结语

本文以国博藏两面鼎形镜为切入点，根据镜背纹饰的不同，将收集到的15面鼎形镜资料分为四类，并对南宋较为盛行的双龙丹鼎镜的纹饰进行了考证，目的是为了解决此类铜镜的铸造年代与流行区域问题。在此基础上，对鼎形镜的性质及出现原因略作阐述。只有将国博藏镜置于一个宏大的历史背景之下，探讨鼎形镜形制发展演变的规律，才能对其基本情况有一个较为清晰的认识。这两面鼎形镜的铸造年代应该是在南宋中期偏晚，铸地位于南宋统治下的南方地区。

关于宋代鼎形镜的整体评价，可以说是见仁见智。沈从文先生对于宋代鼎形镜的评价较低：“私人铸造镜子，虽然还创造了些新样子，却受当时道学思想影响，形态不美，花纹失调，越来越枯燥乏味。如有些鼎形、钟形用八卦或‘明心见性’语句作装饰的，在造形艺术处理上都极其庸俗，已无美术可言。”所以他在编著《唐宋铜镜》一书时，仅选择了宋代圆形、方形、亚字形、菱花形、葵花形铜镜，未收录鼎形镜。张勋燎先生认为：“四川荣县出土的先天八卦太极图铜镜呈鼎形，与一般日常生活用具之作圆形、菱花形、方形或带柄者不同。将镜子弄成这种形状，叉叉角角，作为一种实用性质的器物，使用起来很不方便，很不适宜，镜形本身也就说明它是一种宗教用品。”两位学术前辈从不同的角度对于鼎形镜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值得思考。只有将这些鼎形镜还原到当时的历史情境之中，才能对其有一个较为全面、深入的认识，给予一个相对客观公正的评价。无论是道教的炼丹术、八卦卦象，还是文人士大夫于闲情逸致中拟定的多种八字铭文，皆在鼎形镜上有所反映，代表着一个时代的审美风尚与追求。
【作者：霍宏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