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博物馆馆藏湖州铜镜探析

伯寻

孔子博物馆的藏品主要来源于孔府旧藏，承载着孔子故里悠久灿烂的历史和文化。在众多的藏品之中，有8面带有“湖州”款识的铜镜（表1）。在这8面湖州铜镜中，有7面为素面铜镜，素窄平缘，圆形带柄，其中3面残损严重，手柄丢失。铜镜背面中央凹面方框内有阳刻铭文，铭文分为三种，主要标明铜镜的制造作坊。还有1面为双龙镜（图1），环中央圆框有对称单线双钩龙纹，有“湖州薛惠公自造”款识。

表1 孔子博物馆馆藏湖州铜镜统计表

一、湖州铜镜概况

铜镜是古人正衣冠、饰面容的铜锡合金梳妆用具，盛行于玻璃镜发明之前的古代社会。宋代以降，铜镜已成为一种生活必备品，同时还兼具馈赠、祈福、辟邪等功用，而浙江湖州地区因铸镜量大且质量上乘，因此成为全国的铸镜中心。可以说，湖州铜镜作为中国古代铜镜制造业后期阶段的代表性品种，见证了民间手工业发展及其产品商品化的历史进程。湖州铜镜大约在北宋中晚期开始出现，至南宋开始盛行。根据文物发掘信息统计，宋代湖州生产铜镜的作坊主要有石家、李家、孟家、韩家、万家等，以石家最为常见。这些作坊的名字以铭文标刻在镜背，铭文都以“湖州”二字开头，这正是湖州铜镜的由来。

图1 “湖州薛惠公自造”双龙镜

明代中期，湖州铜镜再度崛起。据明成化版《湖州府志》记载：“郡中工人铸镜最得法，世称湖州镜。” 《浙江通志稿》记载清嘉庆十九年（1814）清廷废止“岁贡嘉炉湖镜”，可以想象湖州一带铜镜制作之精良，在嘉庆朝之前为皇家贡品。而这一时期湖州铸镜闻名的是薛家，其所制铜镜铸造精良、品质上乘，因而声名远播。明代著名博物学家谢肇淛在其《西吴枝乘》中曾记载：“镜亦以吴兴为良，范金固不殊，其水清冽，能发光也，最知名者薛氏。”谢肇淛是福州长乐人，字在杭，明万历二十年（1592）进士，除任湖州推官外，还官至广西左布政使。根据研究，谢肇淛于明万历二十年（1592）至明万历二十六年（1598）任湖州司理，一生著书立说，在诗歌、方志学、博物学等方面均有成就。其著述内容涉及面非常广泛，不仅反映了其所处时代的政治、经济、军事、科技、交通、外交、文化以及社会生活等情况，也为后人研究明史提供了不可或缺的参考资料。通过他的记载，我们可以想象明代中期以来湖州铜镜的发展与辉煌，尤其是对薛氏的记载，让我们对湖州铜镜的制作和流传的研究有了着力点。

明代晚期刘沂春编的《乌程县志》也说：“湖之薛镜驰名。薛，杭人，而业于湖，以磨镜必用湖水为佳。”清代雍正至乾隆年间，湖州铜镜迎来新的发展高峰，著名文人、画家杭世骏曾赋《方镜诗》二十四首，与申甫合作写下“尽爱薛家新制好，碧湖春浪片帆张”一句。这些文献资料都记载了明代以来湖州铜镜的知名度，以及铜镜制作的名家已由石家变为薛氏家族。见于记载的明代湖州薛氏家族的制镜名家有薛仰峰、薛怀泉、薛茂松等多人；清代湖州薛氏制镜仍较为出名，以薛惠公所制最为常见。

二、年代辨析

孔子博物馆馆藏8面湖州镜，包括5面“湖州薛惠公造”（图2）、1面“湖州薛惠公自造”、1面“湖州薛晋侯造”（图3）、1面“湖州薛赞王造”（图4）。在年代方面，“薛惠公”有2面被定为明代、4面被定为清代；“薛晋侯”和“薛赞王”均定为明代。同样的名称，年代确定有差异，说明对于它们的研究还有待进一步提升。

图2 “湖州薛惠公造”有柄铜镜

根据研究，薛惠公传世的镜子以方形镜居多，镜背多铸四言铭文，并落款，如“既虚其中，亦方其外。一尘不染，万物皆备。湖城薛惠公造”和“如日之精，如月之明，水天一色，犀照群伦。苕溪薛惠公造”。薛惠公和薛晋侯实为一人，名为晋侯，字为惠公，有大量作品传世。据清同治版《湖州府志·舆地·物产》载：“薛，名晋侯，字惠公，向时称薛惠公老店，在府治南宣化坊，近年玻璃镜盛行，薛镜久不复铸矣”，说明薛惠公实为薛晋侯的字，但关于其年代还是没有明确。

图3 “湖州薛晋侯造”有柄铜镜

在清末的《清朝野史大观》之中，有关于当朝技艺名人的记述，其中记载“陆子刚治玉，鲍天成治犀，朱碧山治银，濮仲谦治竹……又文衡山非方扇不书，及吴兴薛晋侯铜镜，歙曹素功制墨，吴穆大展刻字，顾青娘、王幼君治砚，张玉贤火笔竹器，皆名闻朝野，信今传后无疑也”，可见薛晋侯作为湖州制作铜镜的名家，是清代人士应该有很大的可信度。其实作为一部记录清代稗官野史的书籍，其可信度虽不为正人君子所信赖，却也能与正史并行不悖，原因就在于它保存了丰富、真切的社会生活史料。更重要的是，这段记载应该是来源于清乾隆时期阮葵生的《茶余客话》。

图4 “湖州薛赞王造”有柄铜镜

阮葵生出生于清雍正五年（1727），卒于清乾隆五十四年（1789）。他博闻强识、多才多艺，一生交游极广， “少侍文京师，即识国家掌故”，尤其注重历史考证。他所著的《茶余客话》“记前型，搜逸事，考证典物，多有未经人道者”，是近300年来很有史料价值的笔记著述。《茶余客话·卷二十》同样记载：“陆子刚治玉，鲍天成治犀，朱碧山治银，濮谦治竹……及近时薛晋臣治镜，歙曹素功制墨，吴穆大展刻字，顾青娘、王幼君治砚，张玉贤火笔竹器，名闻朝野。”薛晋臣应为薛晋侯，惠公是其字，薛晋侯铜镜与曹素功制墨、吴大展刻字、顾青娘与王幼君治砚、张玉贤火笔竹器齐名，在清乾隆时期为一时之盛。

而关于薛惠公与薛晋侯实为一人的记载，周作人在其《苦茶随笔》中有另外的记载：“汪曰帧《湖雅》卷九云：‘《乌程县志》：湖之薛镜驰名，薛杭人而业于湖，以磨镜必用湖水为佳。案薛名晋侯，字惠公，明人，向时称薛惠公老店，在府治南宣化坊。’”通过记载可见，汪曰帧在刘沂春《乌程县志》的基础上对其进行解读，认为薛就是薛晋侯，字惠公，应为明代人，与阮葵生的记载有冲突，但在其参与编纂的光绪版《乌程县志》中“案薛名晋侯，字惠公”的内容，则承认薛晋侯与薛惠公为一人，摒弃了“明人”这一说法。

综合前人研究和相关历史文献笔记的记载，薛晋侯与薛惠公实为一人。孔子博物馆馆藏“湖州薛惠公造” 与“湖州薛晋侯造”两面铜镜应为清乾隆时期或之后所造，这是中国古代铜镜最后一批大量制造的产品。当然铭文不同，说明铜镜的商品属性已经能够区分销售对象，这些铭文具有明显的广告效果，是我们研究当时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素材。

而对于“湖州薛赞王造”铜镜，因其流传和出土实物较少，关于其年代在研究时还有不同意见。夏伙根在对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馆藏的30面湖州铜镜进行研究分析后，认为“薛赞王造”方形铜镜为清代物品。而卢星在《湖州铜镜的造物观》一文中又提到“湖城薛赞王造” 方镜，依据《吉林出土铜镜》认为是1986年在长春市郊元代遗址中出土的，为元代的物品。笔者为此与吉林省博物院有关工作人员取得联系，了解到此镜为1985年购于长春废品收购站，将其年代定为宋，但我们可通过对孔子博物馆馆藏的另外几面湖州铜镜进行比较分析，“湖州薛赞王造”铜镜与另外6面无明显差别，均为素面，铭文均以楷体刻于镜背中央。综合分析，“湖州薛赞王造” 铜镜应该为清代物品，年代与薛惠公相差不远。

三、铜镜余晖

基于古代铜镜传统内涵上的功用，我们可以将其分为礼仪祭器与世俗用器。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清代嘉庆年间民间制镜业受玻璃镜冲击，停滞不前，无新的创造。由于薛惠公镜工艺精良、民族气息浓厚，深受百姓欢迎，嘉庆年间仍有铸造，远销各地。而随着玻璃镜不断地扩占市场，湖州铜镜虽力求生存，但仍举步维艰，市场逐渐萎缩。到道光之后，玻璃镜进一步占据市场，湖州铜镜停铸。只有那些制造铜器的作坊兼铸铜镜，以满足民间传统将铜镜作婚嫁陪品、丧事仪式所用；或沿袭习俗用铜镜作辟邪、法器，悬于门庭、屋梁上用以镇宅驱恶。至晚清则几乎消失，鲁迅曾在《坟·看镜有感》中记述：“铜镜的供用，大约道光咸丰时候还与玻璃镜并行；至于穷乡僻壤，也许至今还用着。我们那里，则除了婚丧仪式之外，全被玻璃镜驱逐了。”
铜镜作为婚礼用品，自唐代就有记录。唐代段成式在其《酉阳杂俎前集》卷一之 《礼异》 中载：“近代婚礼，当迎妇，以粟三升填臼，席一枚以覆井…… 娶妇，夫妇并拜或共结镜纽 。”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铜镜逐渐应用于婚礼的各个方面，作为陪嫁妆奁的功能更加突出。如在同治皇帝大婚，皇后的妆奁清单中我们可以看到，除了镜台外，还有2面铜镜。

而在孔府的婚礼中，铜镜亦是妆奁的必备之物。据档案记载，在第六十七代衍圣公孔毓圻夫人张氏的奁目中，就有“妆镜成对、手镜成对”的记载，说明在孔府中早就存在将铜镜应用于婚礼的习俗。乾隆时期的孔府档案里延续有新娘手捧宝镜“青铜大镜全围”、嫁妆奁册“妆镜成对、手镜成对”的记载。直到现在，曲阜地区结婚还存在着新娘手捧宝镜的习俗，当然捧的已经是玻璃镜了。我们有理由相信，这8面湖州镜是因为婚礼才出现在衍圣公府的。

通过对这8面铜镜的研究，我们对孔子博物馆馆藏湖州铜镜流传和年代的确定有了更加全面的了解。铜镜作为见证历史文化发展的重要文物，还原其准确的名称和年代是新时代文物工作者的使命。我们要透过文物的细节去了解、研究、总结和宣扬历史，为新时代文化建设贡献力量。
【作者：陈建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