铜镜里的中国龙-元明清篇

伯寻

公元1206年，成吉思汗统一蒙古诸部，在斡难河建立大蒙古国。之后铁木真帅军三次进攻西夏，迫西夏国王李安全臣服。1211年，蒙古进攻金国，并在野狐岭之战一举消灭金军主力四十万，并占据金国北方的大部分地区。

公元1218年，成吉思汗派大将哲别灭亡西辽，自己则于次年亲统大军进攻花剌子模，自此开始蒙古帝国的第一次西征，蒙古帝国的版图扩展到中亚和罗斯南部，成吉思汗将这一大片土地分别封给长子术赤、次子察合台与三字窝阔台，后发展为金帐汗国、察合台汗国与窝阔台汗国。

公元1227年，成吉思汗在第三次出征西夏时于六盘山去世，临终前定下了“联宋灭金”的战略，蒙古汗位交给三子窝阔台。之后，蒙古南下灭亡金国，并令拔都、速不台开始第二次西征，疆域直达欧洲中部的神圣罗马帝国境内。

公元1259年，蒙古大汗蒙哥在南下攻宋时在四川钓鱼山去世，之后爆发了忽必烈与阿里不哥的汗位之争，1260年忽必烈称大汗，定都开平府并建元中统，1271年忽必烈称帝，公布《建国号诏》法令，取《易经》中“大哉乾元”之意 ，正式建国号“大元”。

公元1279年，元军消灭了流亡崖山的南宋残余势力，完成全国的统一。元朝是中国历史上首个由少数民族建立的大一统封建王朝，其疆域更是超越历代，并开创了中国行省制度的先河。

一、

在游牧民族的装饰纹样中，龙纹形象的使用率较高，这或许是因为游牧民族更希望借助皇权的符号满足心理上的绝对权威地位。在蒙古开疆拓土的过程中，采用野蛮且残暴的屠城政策，但通常会留下工匠，一定程度的保留了当时先进的科技工艺。

（元代·“至元四年”双龙镜，素材来源于网络图录，制图‘浙江云拍’）

这面双龙镜是元早期的经典之作，形制规整，工艺精美，镜作圆形，圆钮，方形钮区，四角置铭“至元四年（1267）”，这是元代铜镜中为数不多的纪年信息。主区以浮雕技法铸饰两组躯体健硕的“行龙”，鳞甲清晰，龙口大张，气势磅礴，周身饰荷叶花卉与摩尼宝珠，宽素缘。

“至元”是元世祖忽必烈的第二个年号，取《易经》“至哉坤元，万物资生”之意。至元四年（1267），忽必烈始建大都宫室，由此开启了北京作为统一的中华帝国都城的历史。

（元代·海水龙纹镜，素材来源于网络图录，制图‘浙江云拍’）

元代是中国龙纹发展的重要时期，“双角五爪神龙”就崛起于此时。元朝有明文记载龙专属于皇家，民间不得使用，并且强调三、四、五趾龙使用身份的等级区别，使得龙纹成为元代工艺美术中最具时代特性的装饰纹样之一。

《元典章》卷五十八记载：“至元七年，尚书刑部承奉尚书省札付，议得，除随路局院系官段匹外，街市诸色人等不得织造日、月、龙、凤段匹。”

《元史》卷三十九《顺帝纪二》记载：“至元二年四月……禁民间私造格例。……丁亥，禁麒麟、鸾凤、白兔、灵芝、双角五爪龙、八龙、九龙、万寿、福寿字等”

《元典章》卷五十八记载：“大德十一年正月十六日，……今后合将禁治事理开坐前去，仰多出榜文遍行合属，依上禁治施行……五爪双角缠身龙……”

（元代·海水龙纹镜，素材来源于网络图录，制图‘浙江云拍’）


（元代·单龙纹镜，素材来源于网络图录，制图‘浙江云拍’）

元朝的统治者曾数次明令禁止民间使用日月龙凤纹，但由于令行难止，最终选择了一个自欺欺人的方式，在龙爪上做文章。由于宋代流行的龙纹多是三爪、四爪，五爪比较少见，所以元朝统治者这次只限定“五爪龙”为皇家专用。

元朝龙纹有“行龙”、“升龙”与“降龙”，所谓行龙，即为走龙之姿，其风格似承南宋之风。升龙即龙头在上，龙尾在下呈腾跃九天之势。降龙即龙头位于中部，龙身卷曲蜿蜒而下，多辅以云气或海水纹。

（元代·双龙镜，素材来源于“万物毕照铜镜展”，制图‘浙江云拍’）

二、

大明建立之后，出身贫寒的朱元璋更需要神化自己以提升威信，加之辅助自己打江山的淮西勋贵人际关系复杂，尊卑不明，急需整顿秩序。为此朱元璋创造性的制定了一套以不同动物纹饰表示官职地位的规定：

“公、侯、驸马、伯服，锈麒麟、白泽，文官一品仙鹤，二品锦鸡，三品孔雀，四品云燕，五品白鹇，六品鹭鸶，七品鸂鶒，八品黄鹂，九品鹌鹑；杂职练鹊。武官一品、二品狮子，三品、四品虎豹，五品熊，六品、七品彪，八品犀牛，九品海马。”并明文规定：“官吏衣服、帐慢，不许用玄、黄、紫三色。并织龙凤纹。”这里所禁的“龙纹”便是“双角五爪龙”。

自此之后，“五爪龙”便被收为皇家所有，洪武年间的龙纹限制尤为苛厉，朱元璋做皇帝是极其勤勉的，事必躬亲并且杀伐果断，此时皇权处于高度集中的状态，甚至为此取消了丞相的职位，自然不会允许出现僭越皇权的情况。这一时期的“五爪龙”，基本上是朱明皇室的专属，已经发掘的朱元璋第十子“鲁荒王朱檀”与第二十四子“郢靖王朱栋”墓中所出的器物，足以证明这一现象。

（明代·鲁荒王朱檀，“洪武六年五月日造”云龙纹镜，山东博物馆藏，图片素材来源于：布明虎《山东地区馆藏金元明纪年铜镜》图5，制图‘浙江云拍’）

这面云龙纹镜1970年出自山东省邹城鲁荒王朱檀墓中，直径12.3公分，为其生前鉴容正仪之器。值得一提的是，此镜是中国铜镜历史上为数不多可证为皇族用镜的实例，更是洪武龙纹的标准器之一。镜作圆形，山形钮，镜背地章錾饰细密、起伏有秩的水波纹，其上施浮雕技法铸饰一只“双角五爪神龙”，龙躯修长苍健，作环钮腾游之姿，四肢舒展，龙爪犀利，周身流云飞动。镜钮左侧莲花之上为铭文方框，内书八字篆文“洪武六年五月日造”，书体隽雅，字口深竣。

（明代·郢靖王朱栋，“洪武六年五月日造”云龙纹镜，钟祥市博物馆藏，图片素材来源于‘动脉影’，制图‘浙江云拍’）

这面云龙纹镜是朱檀的皇二十四弟朱栋之物，直径也是12.3公分，2005年出自湖北省钟祥市郢靖王朱栋墓后室东壁龛的一件漆箱之中，是目前仅有的可与朱檀之镜比肩的明代铜镜。整观此镜，形制大小，纹饰风格及装饰工艺与上镜相比似乎别无二致，唯有镜钮形态不尽相同，说明并非同模铸造。

两镜虽非同模，却是同期，均为“洪武六年五月日造”，选择五月铸镜或许与“端午铸镜”的古风相关，古人认为五月端阳之日是一年中阳气最盛的的时候，具三重之火，是最佳的熔金铸镜的时刻，铸成的铜镜具有不可思议的神力，可以辟邪消灾。

（明代·郢靖王朱栋，“洪武六年五月日造”云龙纹镜，钟祥市博物馆藏，图片素材来源于《郢靖王墓》，未清理状态）

考虑到使用者的亲王身份，很明显这批铜镜是在朱元璋的敕令下，由职掌御用器物造办的御用监在特定的时间为诸位皇子铸造的，而一同颁赐给诸王，还有当月编成的《祖训录》，朱元璋甚至亲为之序，令诸王书于王宫正殿、内宫东壁，以时观省。值得注意的是，此镜铸成之时，郢靖王朱栋尚未出生，墓中所出云龙纹镜应是第三次封王时颁赐的。

可见，赐镜的目的或许更多的是让诸王“端形鉴远”，能够以古鉴今，时常自察自省、克勤克慎。史载洪武六年三月，《昭鉴录》编成，该书是朱元璋命大臣“采摭汉、唐以来藩王善恶可为劝诫者为书”，书成后颁赐诸王，其目的是以史为鉴，曾言“必时时进说，使知所警戒。然赵伯鲁之失简、汉淮南之招客，过犹不及，皆非朕之所望。”洪武二十六年，朱元璋再次颁赐《永鉴录》给诸王，辑历代宗室诸王为恶悖逆者，以类为编，直叙其事，以之为戒。

（明代·荣庄王朱祐枢，龙凤纹镜，常德市博物馆藏，图片素材来源于‘湘湖地理’，制图‘浙江云拍’）

大明的藩王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颇为特殊的群体，他们大多“分封而不锡土，列爵而不临民，食禄而不治世”，这种情况也是由洪武时期的初代藩王经过多轮的削藩及藩禁，方才逐渐形成。

明代的藩王基本上不具备任何实际政治权力，也没有参与政事的资格。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朝廷大量赐予诸王岁禄和庄田，因而藩王们虽在政治上毫无建树，却均为一方豪强，在吃穿用度方面也依然保留着皇家的威仪。

这面现藏于常德博物馆的龙凤纹镜出自明代荣庄王墓，尺寸硕大，皇家的气息扑面而至。镜作圆形，圆钮，莲花纹钮座，莲瓣之间铸饰梵文大明咒六字真言，这与当时藩王受藩禁政策的限制有关，不能出仕，与此同时，这些藩王信奉佛教与道教，具有强烈的出世情怀。这种出世情怀于他们而言，是政治抱负无法施展的一条精神出路，也是明代宗室所处严苛政治生态中的无奈选择。

（明万历·戗金彩漆龙凤纹镜，图片素材来源于网络图录，制图‘浙江云拍’）

（明代·单龙镜，中国国家博物馆藏，制图‘浙江云拍’）

三、

清代是华夏龙纹的昌盛期，纷繁复杂的龙纹形象频繁的活跃在各种工艺品类的装饰美术中。早在明朝，玻璃镜就已经传入到中国，在清初，玻璃镜造价低廉，清晰度高，到十八世纪，立挂式镜子已经大量普及民间。

传统的铜镜铸造业在这一阶段遭到冲击，不仅制作量减少，其质量也颇为粗劣。此时期的铜镜艺术则从“用”的属性向“礼”的属性偏移，作为庙堂祭祀与宫廷陈设的常器，此外，铜镜因独特的文化属性，还颇受文人的喜爱，成为书斋雅舍的清供之器。

（清乾隆·九龙镜，图片素材来源于网络图录，制图‘浙江云拍’）

（清乾隆·单龙镜，图片素材来源于网络图录，制图‘浙江云拍’）

注：文中图片皆来源于可供交流欣赏的博物馆藏品与拍卖图录，资料来源已注明，在此表示感谢。
【作者：浙江云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