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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地区宋金元明时期铜镜铸造工艺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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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4-6-4 10:43:19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中国古代铜镜自距今约四千年前的齐家文化出现开始,历经各代发展,直至清代晚期被玻璃镜取代,数千年的发展始终不断,有其独立的发展轨迹与鲜明的时代特色。各个时代的铸造工艺、生产模式,尤其是镜背丰富的纹饰都对我们研究古代历史、古代社会生活及精神思想具有重要的价值。

以往学术界对铜镜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分期断代与内涵研究阐释等方面,各方面专家又以战国至隋唐铜镜的研究用力尤多。近年来,涉及宋元明时期的晚期铜镜研究有了明显进步,但涉及分地域的铜镜研究依然较少。笔者曾以分地域方式,根据掌握的铜镜实物资料对陕西、河南地区的晚期铜镜进行了初步的探讨。本文中,笔者将依据所掌握的实物资料对山西地区铸造的晚期铜镜进行梳理与分析,文中所指的晚期主要指宋金元明时期。

一、宋代山西铸造铜镜

(一)“河中府张家”铭莲塘花卉镜

共两件,均收藏于武汉市博物馆。均为六瓣葵花形,镜背以一周弦纹分隔为内外两区,内区中央铸小圆钮,钮下方以粼粼波光饰水塘一方,水塘中数枝莲花与芦苇高低错落地伸出水面,莲叶随风翻卷,莲花随风摇曳,芦苇亭亭而立。镜钮上方铸一竖长方形双栏铭文框,内分两行,铸铭文十字,内容为“河中府张家」真炼铜照子”。外区饰卷草纹一周。一件直径19厘米,另一件直径14.3厘米(图1)。此镜纹饰为北宋时期流行的荷塘花卉纹饰,镜的时代应为北宋中晚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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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北宋“河中府张家”铭莲塘花卉镜

(二)“河中府张家”铭桃形素镜(图2)

一件,收藏于四川省绵阳市三台博物馆。径长8.5厘米,宽7厘米,1972年当地出土。镜呈桃形,镜背光素无纹饰,圆钮,钮右侧饰长方形双栏铭文框,铸铭文十字,内容为“河中府张家」真炼铜照子”。此镜镜形为典型宋镜,时代应与上述莲塘花卉镜一样,为北宋中晚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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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北宋“河中府张家”铭桃形素镜

河中府,唐开元年间始置,隶属于河东道,治所在今山西永济蒲州,管州五―河中府、绛州、晋州、慈州、隰州,县三十七。都管户四万一千三百六十五。北宋初年,北宋政府设置新的地方一级行政区划“路”,将天下分为十五路,河中府由原来的河东路转属陕西路。据《宋史 · 地理志》“陕西路”下“河中府”条记载 :“河中府,次府,河东郡,护国军节度。”此后金、元时期沿置,至明代初年改为蒲州。上述三面铜镜应该是北宋中晚期河中府所在地的一户张氏手工业作坊所生产的,属于知名商标。另外,铭文称铜镜为“照子”,以往认为宋人因避讳宋太祖祖父“赵敬”名讳,将铜镜称“照子”,此面铜镜即为一例证,但当时民间避讳并不非常严格,因此整个宋代,铜镜之铭称“镜”与“照子”的皆有出现,混杂并行,并没有一个明显的时间区分。

二、金代山西铸造铜镜

“河中府马家”铭柳毅传书故事镜(图3),此类铜镜铸造量比较大,笔者所见国有博物馆展出及著录有三件,分别收藏于西安博物院、天水市博物馆和天津博物馆,仅以天水市博物馆所藏一件加以介绍。该镜直径 17.4 厘米,镜圆形,平顶近圆柱形钮,宽平素镜缘,镜背主题纹饰为一幅人物故事图,镜钮下方饰波涛翻滚的水面,水面下两尾鲤鱼相对游动于水中。水边岸上的画面,以镜钮为轴线可以分为左右两部分,左侧一株茂盛的大树下,有一男一女两个人物,女子居左,头戴高冠,衣带飘飘若仙,男子居右,头戴双硬脚幞头,身着袍服,躬身前倾,双手合十持笏板于胸前,作恭敬问询状。镜钮右侧的草地上,几只牛羊自在地徜徉,一名男性随从牵着一匹马远远跟随。镜钮上方铸有一横长方形铭文框。铭文框内刻画四列八字铭文,内容为“河中府马家白铜镜”。此镜纹饰为典型金代铜镜,以往研究者认为此类纹饰的内容是柳毅传书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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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金“河中府马家”铭柳毅传书故事镜

《柳毅传》为唐传奇中的名篇,作者为中唐时期人士李朝威。故事记述了洞庭龙女远嫁泾川,受其夫泾阳君与公婆虐待,幸遇书生柳毅为传家书至洞庭龙宫,得其叔父钱塘君营救,回归洞庭。钱塘君等感念柳毅恩德,即令之与龙女成婚。柳毅因传信本为急人之难,并无私心,且不满钱塘君之蛮横,故严辞拒绝,告辞而去。但龙女对柳毅已生爱慕之心,自誓不嫁他人,几番波折后二人终成眷属。镜背画面中所展示的,正是柳毅在泾阳河边偶遇放羊的龙女,观其愁容满面,遂上前询问的场景。

《柳毅传》的故事在唐代已经广为流传,至宋代成为话本曲目,经过改编在民间更是深受欢迎。此类纹饰铜镜在金代铜镜中颇为常见。

三、元代山西铸造铜镜

“至元四年”铭双龙镜

此类铜镜见有多面,其中部分刻有“河中府马家” 铭文,笔者所见美国克利夫兰博物馆收藏有一面(图4),另外1974年河北省邯郸县南堡乡北寨村古寺遗址出土一面。今以美国克利夫兰博物馆所藏一面为例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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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元“至元四年”铭双龙镜

该镜圆形,直径23.4厘米,近圆柱形平顶圆钮,镜背以一周方框分隔为内外两区,内区四角分别各铸一字铭文,顺序为自上至下,自右至左,合读为“至元四年”。四字铭文间的空白处,则刻划铭文,每处四字,共十六字,由上至下,自左至右,合读为“河中府马」蒲玉家自」造白铜镜」家门人鉴”。方框外,各饰一条巨龙,上下对峙,巨龙头尾相衔,以火云宝珠相间,龙身周围饰缠枝莲纹。龙张牙舞爪,作升腾嘶吼状,掌为风车状四爪,龙鳞满布全身,龙尾缠绕一足。宽平素镜缘。

“至元”年号取意《易经》“至哉坤元”之意。元代共有两个“至元”年号,一为元世祖忽必烈年号,1264年,忽必烈改中统五年为至元元年,到1294年忽必烈驾崩,该年号共使用31年。另一个为元惠帝年号,元惠帝元统三年(1335)诏改元统三年为至元元年,该年号共使用6年。学界一般认为这种双龙镜上的“至元”是元惠帝年号。

四、明代山西铸造铜镜

(一)“嘉靖三十八年”铭运城弘教寺镜(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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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明“嘉靖三十八年”铭运城弘教寺镜

直径21.4厘米,中国国家博物馆藏。镜圆形,圆钮,无钮座。镜钮上下方分别为乾卦“ ”与坤卦“ ”,镜钮左右两侧则各为一段铭文。右侧铭文为“运城南门外古有弘教寺,于大明嘉靖三十四年十二月十二日子时,天变地震,将寺院倒坏,有里仁坊张文通等设仪,三十八年正月吉日,妆塑浑金佛像七尊,墙”,左侧铭文为“笔画祈愿国泰民安,建修谨记”,之后为“郭锡等、马枞”等十几个人的姓名落款。瓦楞形宽素镜缘。嘉靖三十八年,即1559年,为明世宗朱厚熜年号。此镜内容记述山西运城地区明嘉靖年间地震史料,十分罕见。此外,此镜为佛寺供奉镜,佛寺供镜习俗晚唐五代已有发现,延续至明清时期。

(二)“万历四十四年”铭大方镜(图6)

高110厘米,宽141厘米,重250公斤,现藏山西运城市盐湖区博物馆。镜方形,无钮。此镜体量巨大,是通过范铸法,以17块范合铸而成。铜镜背后四周铸有水波、卷草、蛟龙、天马、麒麟、牡丹、芍药、荷花、玉菊等图案,造型生动,栩栩如生。铜镜中间部分为铭文,铭文内容共分四区,从上到下,从右至左依次为 :“皇帝万岁、太子千秋、风调雨顺、国泰民安”“景士懋、景世连、文思成”“大明国山西平阳府解州安邑县古有关老爷庙,铸同(铜)镜重五百有余斤,为首 :景盛云、李文才、王东山、郭志春、胡应科、郭春、田赋”“夏县裴介镇金火匠介实敖造,岳忠,工作人董,万历肆拾肆年柒月吉日”。书体为楷书,刀法纯熟,拙中见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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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明“万历四十四年”铭大方镜

从铭文可以看出,上部铭文是为皇帝、太子和天下祈福。下部铭文则记载了铸造用途是为了供奉关帝庙,此外还有捐送人、铸造人姓名,铸造时间为万历四十四年(1616)七月吉日。万历(1573~1620),明神宗年号。

五、其他疑似为山西地区铸造的铜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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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金元“马家造”铭龟鹤仙人镜

金元时期,“马家造”铭龟鹤仙人镜(图7):西安博物院藏,直径14.5厘米,重540克,1974年西安市征集。镜圆形,平顶圆柱形钮,钮顶刻一“马”字。镜钮右侧铸一仙人,高髻长髯,头后有圆形头光,身着交领广袖长袍,双手笼于袖间,合于身前,仙人倚坐于石上,身后一株松树苍劲挺拔,枝叶蔓盖于顶。镜钮下方,仙人身前,一鹤一龟匍匐于草地上,鹤前龟后,鹤作转颈回首状,龟口中似有仙气吐出。镜钮左侧,一仙人体形略小,乘云气而来,仙人头带头光,身着广袖长袍,双手捧物于身前,似来献物。镜钮上方铸一横长方形铭文框,内铸“马家造”三字。纹饰区外一周凸弦纹,宽平素镜缘。此镜风格为典型金代晚期至元初风格,铭文框位置与内容均与金元时期“河中府马家”铭铜镜类似,虽未刻“河中府”三字,但很可能也是同一地区马氏铸镜家族所造。

六、余论

目前所见山西晚期铜镜铸造均集中于晋西南地区,即今天的山西运城地区。运城盆地自古就是人类文明的发祥地,有盐湖之利,早在新石器时代晚期便以食盐交换而成为聚落兴盛之地。此外,运城盆地的东、南侧中条山富有铜矿,是我国北方最主要的铜矿产区之一。近年来在山西绛县西吴壁遗址的考古发掘已经证明,早在夏代至早商时期,这里就已经出现利用中条山中的铜矿进行铜器冶铸的核心遗址。商周时期,运城盆地以食盐与铜矿之利,成为中原王朝不可或缺的重要统治区域,方国林立,并与中央王朝关系密切。《孔子家语》中《南风之熏》一篇就描述了当地盐田遍布、生业繁盛的场景。2003年侯马白店铸铜遗址的发掘证明在两周时期,这里的铜矿冶炼、模具制造、铜器冶铸已经分化为非常专门的手工业门类,并且各自有着非常高度的发展。特别是遗址中还出土了相对完整的铜镜模具(图8),其制作之精美令人叹为观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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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 陶镜模 侯马白店两周铸铜遗址出土

而从笔者目前所见,山西地区晚期铜镜铸造也集中于运城地区,并且历经宋金元明不衰,说明此地长期有铸铜业传统 ;而且河中府的铜镜广泛发现于湖北、四川、甘肃、陕西等地,说明其在当时整个北方地区都是重要的手工业中心之一。河中府马家,自金代历经元代(甚至可能延续至明初)始终把持着当地的铜镜铸造,其与当时官府的关系值得深思。而到了明代,目前所见的两面当地所铸铜镜均与佛道宗教有关系,反映出明代当地宗教活动兴盛、宗教经济强大并与民间社会深度渗透的情况。这一时期似乎晋南地区的商业品牌字号逐渐衰落。如果对比明代湖州地区铜镜铸造的高度品牌化,这种情况更为明显。对于这一现象,其背后原因也有待更多资料和更多横向研究的开展。
【呼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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