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博物馆藏“青马”铭文四神博局纹铜镜

伯寻

铜镜文化是中国古代青铜文化中的特色文化之一。在中华五千年的历史文明中，铜镜文化一直默默地汲取着青铜文化之精髓，不断发展，自成体系。自齐家文化开始，到战国秦汉以后，中国青铜文化由盛极一时而日益衰落。铜镜文化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文化魅力，展示着不同历史时期的社会文化因子。经过战国、两汉和隋唐时期的辉煌时刻，随着明末清初玻璃镜的广泛使用，铜镜文化才逐渐消失。​

一、“青”“马”铭四神博局纹铜镜

图一 贵州省博物馆藏“青”“马”铭四神博局纹铜镜

贵州省博物馆藏“青”“马”铭四神博局纹铜镜（图一），1959年由上海文物仓库拨交。镜为圆形，直径10.8厘米，半圆钮，钮顶略平，四叶柿蒂纹钮座。钮座外为一周方形凹宽带纹；纹饰区被八个带圆座乳钉与“T”“L”“V” 形符号划分为四方八区，内饰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四神和瑞兽、禽鸟等四个纹样，左右两侧有“青”“马”楷书铭文；主纹外有栉纹一周。宽厚平缘上有锯齿纹两道夹一道波浪线纹。此镜完整，纹饰模糊。

以下，对“青”“马”铭文铜镜的纹饰、铭文和工艺等特征进行简单的分析。

1.纹饰

“青”“马”铭四神博局纹铜镜，主题纹饰为四神博局纹。这种精美的纹饰主要流行于西汉末期至东汉前期，特别集中在王莽时期。从铜镜的品质来说，王莽时期的铜镜十分精美，它与西汉和东汉铜镜构成了丰富多彩的汉代铜镜文化。

两汉时期铜镜文化大致可分为五个时期，即西汉初期、汉武帝至西汉中后期、西汉末期至王莽时期、东汉前期、东汉中后期。西汉末期至王莽时期的博局纹铜镜是两汉铜镜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根据镜背主题纹饰内容的不同和“T”“L”“V”符号形式的纹饰，分为四神博局纹镜、禽鸟博局纹镜、几何博局纹镜等多种类型，其中四神博局纹镜最为常见。在镜背，四神纹饰往往被“T”“V”“L”符号纹样和乳钉纹分区配置，相互间隔排列，分居四方，并补充瑞兽和禽鸟等吉祥纹饰。

纹饰中的“四神”，又称“四灵”“四象”“四维”“四兽”等，即人们常说的“青龙、白虎、朱雀、玄武”。据《三辅黄图》载：“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天之四灵，以正四方。”四神来源于远古人类的图腾崇拜，后逐渐成为一个族群的专属图案。秦汉以后，四神体系和原始星辰崇拜相互结合，随着宗教的介入，演变为镇守四方的天帝大神。人们又与神秘天空的二十八星宿对应，分列东、南、西、北四方，每七宿组成龙、凤、虎、龟蛇的动物形象，而为“青龙、朱雀、白虎、玄武”四灵。随着道教的兴盛和阴阳五行学说的流行，四神观念进一步升华，与人们的地理观、五行观、升仙观等思想观念融为一体，进而寓有守护四方，护佑四季，保佑人们风调雨顺、四季平安的内涵。

博局镜是汉代铜镜的一大创新，是汉代社会生活文化因子的展示。汉代早期，西汉贵族中流行着一种名为“六博棋”的游戏。研究表明，铜镜博局纹与汉代六博棋的棋盘纹饰颇有渊源，二者相辅相成，相互影响。在六博棋中， “T”“V”“L”符号纹样均匀地将棋盘分为不同区域；之后，这种流行于社会生活的纹饰逐渐影响了铜镜制造业，铜镜上的“T”“V”“L”符号和纹饰布局也类似分布，彰显其来源与发展。

“T”“V”“L”符号纹样与四神、羽人、瑞兽、珍禽交融在一起，形成了铜镜的流行纹饰—博局纹。铜镜中的博局纹，最早见于西汉武帝时期，流行于西汉晚期至东汉早期。王莽时期“托古改制”，博局镜盛行；东汉中晚期纹饰趋向简化，日趋没落；直到隋唐时期，还有简化的“V”形博局纹存在。

2.铭文

铭文是古代先辈铸刻在金石器物上，用以记述功德或祝福吉祥的文字。铜镜上出现铭文，始于西汉早期，尤其是西汉武帝后，铜镜铭文开始大量使用，主要镜类有日光镜、昭明镜、清白镜、铜华镜等，铭文内容大致为“见日之光，天下大明”“内清质以昭明，光辉象夫兮日月，心忽扬而愿忠，然雍塞而不泄”“洁清白而事君，怨阴驩（欢）之弇明，焕玄锡之流泽，志疏远而日忘，慎糜美之穷皑，外承驩（欢）之可说，慕窈窕于灵泉，愿永思而毋绝”“炼冶铜华清而明，以之为镜而宜文章，以延年而益寿去不羊（祥）”“日有熹，月有富，乐毋事，常得意，美人会，竽瑟侍，贾市程，万物平，老复丁，死复生，醉不知，醒旦里”“常乐未央，长毋相忘”，以及“家常富贵”“长宜子孙”“与天无极”等吉祥祝福语句。

王莽新朝前后，官方和私营铸镜业普遍得到了发展，民间铸镜业已十分普及。此时四神博局镜铭文上的吉语开始略有改变，多明确记述了制作者的姓氏，具有很强的广告宣传作用。此时，出现最多且最精美的是“尚方”镜，铭文多为“尚方作镜真大好……”“尚方作镜四夷服……”等。其中涉及的“尚方”，是汉代为皇室制作御用物品的官署，属少府。《汉书·百官公卿表》中的少府下有“尚方”。颜师古注：“尚方主作禁器物。”《后汉书·百官志》：“尚方令一人，六百石。本注曰：掌上手工作御刀剑诸好器物，丞一人。”制作铜镜也是尚方的任务之一。与“尚方”铭铜镜同期，还出现了纪氏铭，如“王氏作镜真太好……”“朱氏明镜快人意……”“田氏作镜四夷服……”等，都在为自己的铜镜制作做宣传。

再看中国的文字发展。从甲骨文到商周青铜器铭文—大篆，到秦统一的文字—小篆，再到两汉时期流行隶书，以及南北朝与隋唐时期的草书、行书、楷书，文字演变终成体系。汉代的“日光”铭镜、“昭明”铭镜、“清白” 铭镜、“铜华”铭镜以及后世流行的“尚方”铭镜等，其装饰铭文多为社会流行的书写字体—隶书。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是文化的发展融合期。此时的草书、楷书相继出现，逐渐代替隶书成为社会主流；但草书和楷书对铜镜铭文没能产生较大的影响。直到唐代前期，楷书才开始普遍使用到铜镜的装饰铭文之中。唐代后期，长篇累牍的铜镜铭文装饰逐渐淡化。五代十国和宋辽金元的铜镜铭文也已经脱离了两汉时期七字格言式铭文的模式，往往多见纪年、记事、商标宣传式的铭文款识。明代铜镜铭文装饰更加趋向商业化，商家宣传款识越来越多，且风格也各有异同，还出现了买家定制的铭文款识。

3.形制与工艺

古代铜镜经过商周的萌芽期，到战国秦汉时期已经形成了固定的形制和装饰特色。进入两汉时期，铜镜也不再是贵族氏族的独宠，逐渐融入寻常百姓生活，越来越多的人能够拥有纹饰精美的铜镜，认识自己的美；而且，原本技艺精湛、装饰多样的青铜工艺，也逐渐运用到铜镜的制造之中。

青铜工艺自发展之初，就开始使用绿松石镶嵌工艺；随后又有错金银、鎏金等装饰技艺。至两汉时期，青铜器制作以素面为多，王侯贵族多运用金银炫耀权利和财富，这一阶段的铜镜逐渐受到人们喜爱，也融入了镶嵌和错金银工艺。东汉伊始，高浮雕技艺逐渐普及到青铜镜的制造，也逐渐减少了用金银炫富的社会风气。唐代金银炫富又重新开始，出现了金背和银背等装饰工艺。之后铜镜文化逐渐走向衰落，装饰趋于简单化，纹饰制作也不如前代精细，尤其是后仿铜镜，纹饰制作更是随意。如明代仿汉博局纹铜镜，镜缘上的双曲线纹往往变成粗的单曲折线纹饰。

铜镜形制，一直以圆形具钮镜居多。战国时期出现方形铜镜，但数量较少。两汉至南北朝时期，铜镜形制没有太多的创新和发展，仍以圆形镜居多，方形镜次之。盛唐之世，经济文化高度繁荣，异域风情也融入华夏，铜镜形制也受到影响，出现了葵花形和菱花形等多种造型。入宋以后，铜镜形制更加丰富，不仅继承了唐代镜型，还创造了炉形镜、心形镜、鼎形镜、有柄铜镜等多种形制。元明清时期，铜镜又趋向传统化，圆形镜和方形镜依然是铜镜的主要形制，圆形无钮带支架镜和具柄铜镜也时有出现，其他异形镜相对减少。

综而言之，贵州省博物馆藏“青”“马”铭四神博局纹铜镜，为1959年上海文物仓库拨交。先观其纹饰，模糊不甚清晰，精美程度远不能与两汉之际 “尚方”监制的博局纹铜镜相比较。再看其来源，并非出土，且又没有确切纪年，其年代就存在疑点，无法明确为汉代遗物。三观其铭文，“青”“马”铭乃楷书之体，其历史年代更应定在三国两晋南北朝之后，这与主体纹饰博局纹存在时代印证，更确定此镜为后仿之物。

二、明仿汉镜

对于文物的历史时代判定，一般以文物的来源和特征等基本信息，对比有确切纪年的出土标准器来加以确定。从考古学方法分析，文物的来源是判断文物价值的重要资料，对于出土器物来说，这往往可以作为断代的标尺。考古发掘过程中有纪年的墓葬出土的器物，还可以确定其制作的时间下限，而具有确切纪年的出土器物更是文物鉴定和断代的标准器。因此，在文物鉴别过程中，掌握这些古代器物的基本历史信息，就有了研究它们的钥匙和密码。古代铜镜的研究和鉴别，也是如此。

就铜镜而言，我国铜镜最早出土于4000年前位于西北地区的齐家文化遗址。目前收藏的齐家文化铜镜共三面，一为1975年出土于甘肃广河齐家坪的素面镜，二为1976年出土于青海尕马台M25的七星带纹铜镜，三为中国国家博物馆收藏的传为甘肃临夏出土的多角星带纹铜镜。商周两代，青铜文化的礼乐制度日趋完善，青铜器的制作和使用集中在“祀”与“戎”，趋于生活化的铜镜难以登上大雅之堂。尽管如此，铜镜还是被能战好美的殷商妇好接纳，在河南安阳殷墟妇好墓出土的四面商代铜镜即是最好的例证。东周列国逐渐强盛，商周礼乐制度逐渐崩溃，与礼乐制度并存的青铜文化也逐渐没落，生活气息浓厚的铜镜文化恰逢其时，迎来了在春秋战国时的高速发展期。至两汉时期，铜镜文化迅速繁荣，留下众多精美佳作。隋唐盛世，传统中国的经济、政治、文化达到巅峰，铜镜文化也步入鼎盛时期，辉煌不断，无论是镜型、工艺，还是表现内容，或承载的文化因子，都达到无法比拟的境界。宋元明清之铜镜文化，也仅在其高大的背影下，顺应历史潮流而延续发展。

铜镜的发展不但继承了青铜文明的文化精髓，也承袭了其适应历史发展潮流的仿镜传统。目前可以追溯的仿制铜镜，始于唐代，如陕西西安东郊韩森寨东南M10、M59唐代墓葬出土的仿汉四夔镜、仿汉式四神镜。其后的宋元金明清各朝均有仿制铜镜出现，尤其以明代仿制铜镜最盛。

有明一代，铜镜文化再次繁荣。此时的铜镜作坊摆脱了宋元时期中央集权下的“铜禁”约束，铜矿开采、火法炼铜技术进一步提高，工匠制度改革成功，以及掺入金属锌的黄铜配置，都推动了铜镜制造业的迅速发展，铜镜文化进入蓬勃发展的又一高峰。这一阶段的铜镜制作水平大幅提高，出现了丰富的明代仿汉代纹饰精美的铜镜。

1.明代仿汉代铜镜

从《陆家嘴明代陆氏墓出土铜镜》《嘉兴王店李家坟明墓清理报告》《明代江西藩王铜镜》《九江出土铜镜》等报告资料显示，明代仿汉铜镜主要有明仿汉四神博局镜、鸟兽纹博局镜、简化博局纹铜镜、日光镜、昭明镜、四乳四螭纹镜、四乳四兽纹镜、四乳神话故事纹镜等。

明仿汉四神博局纹铜镜，在全国文博单位出版图录或报告中能查到数面，与贵州省博物馆藏“青”“马”铭四神博局纹铜镜比较，各具特色，表现方式也略有差异。《故宫铜镜》收录有两面明仿汉四神博局镜，其一为圆形，圆钮，柿蒂纹钮座，双线方栏，方栏内有铭文，内区饰有八个乳丁纹和博局纹平均分置，其间为四神和禽鸟、羽人、瑞兽等，镜背铸有“薛恩溪造”四字铭文；其二为圆形，圆钮，钮顶平，圆钮座，钮座外有“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 十二生肖铭文带，主纹为四神加禽鸟、瑞兽纹，镜缘饰卷草纹。镜背有铭文“假充李镜真乃猪狗”。《陆家嘴明代陆氏墓出土铜镜》报告中收录明仿汉四神博局镜一面，圆形，球形钮，钮顶略平，九颗乳丁环绕成钮座，双线方框，方框内部的四角有卷叶纹。主纹为四神、鸟兽、博局纹。外缘装饰锯齿纹和变形卷草纹。《旅顺博物馆藏铜镜》收录明仿汉四神博局镜，为圆形，圆形钮，钮顶较平，柿蒂纹钮座，带瓶形柄。双线方栏，其外饰四神、博局纹。素宽平缘。镜背有“宫”字铭。

再观贵州省博物馆藏“青”“马”铭四神博局纹铜镜，与上述资料中描述的铜镜在形制方面基本类同，皆为“圆形，圆钮，钮顶略平”。另外，四叶柿蒂纹、方形凹宽带纹（或称双线方栏）、带圆座乳钉、“T”“L”“V”形符号、内饰四神和瑞兽禽鸟等四个纹样，以及缘上的栉纹、锯齿纹、波浪线纹和卷草纹，也体现出与两汉铜镜不同的风格。

2.四乳八禽马青镜

图二 四乳八禽马青镜（图片取自《九江出土铜镜》）

随着考古资料的逐步增加，铜镜资料也不断丰富。四乳八禽马青镜（图二）在江西九江彭泽县出土。《九江出土铜镜》载：“1982年彭泽县山乡桥村出土。圆形，半圆钮，弦纹座。座外饰宽弦纹、辐线。主纹饰四乳八禽。钮左侧铸一‘青’字，右侧铸一‘马’字。纹外为辐线。宽素缘。直径8.7厘米。”此镜历史时代定为明代。它与贵州省博物馆藏“青”“马”铭四神博局纹铜镜相比，相同之处更多。从镜背楷书铭文“青”“马”二字，更能确定贵州省博物馆藏的这面铜镜是明仿汉四神博局镜。

图三 明代仿汉“青”禽兽博局镜（图片取自《镜涵春秋—青峰泉、三镜堂藏中国古代铜镜》）​

另外，深圳博物馆图录《镜涵春秋—青峰泉、三镜堂藏中国古代铜镜》也收录有一件“青”字铭铜镜。明仿汉“青”禽兽博局纹镜（图三），直径15.1厘米，缘厚0.5厘米，重748克。圆形，圆钮，圆钮座。钮座外饰九枚圆座小乳钉，乳钉间有弧纹、三角纹，外围三周弦纹。外区由四组博局纹和四枚柿蒂纹座乳钉分成八个区，分别饰青龙与羽人、青龙与怪兽、白虎与朱鸟、玄武与独角羊。其外饰一周弦纹和一周短线纹。外区左侧刻有一个“青”字。镜缘饰变形禽兽纹，间饰枝叶纹。这面铜镜的“青”字铭文，和本馆所藏铜镜以及江西九江出土铜镜的“青”字，均为楷书字体，且三者极为相似，都已经脱离了两汉时期的隶书风格。

3.“青”“马”铭辨

“青”“马”二字，同时出现在一面铜镜上，肯定会有先后之分。九江出土的铜镜命名为四乳八禽马青镜，更为合理。这主要从古代人们的书写习惯来说，明代的文人多是自右向左诵读和书写。不仅在铜镜上可见，而且书画上更是屡见不鲜。

“马”“青”二字，虽然分置左右两侧，应该是可以连读的，如果不做连读，这两个字就会失去其基本的价值。因此，“马”“青”二字应为“马青”。如此分析也符合汉字的传统演变，若以“马”为姓，“青”为名，当更为恰当。在明代，商业制作的铜镜有加铸个人特殊符号的情况出现，或为戳记，或为定制铜镜的客户姓名。

三、小结

本文通过对铜镜的形制、纹饰以及铭文等时代特征进行分析，贵州省博物馆藏“青”“马”铭四神博局纹铜镜肯定不是汉代铜镜，参考后世仿镜的时代信息，其历史年代应该为明代，可以更名为“马青”铭明仿汉四神博局镜。
【作者：宁健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