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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章怀太子墓出土铜镜谈隋唐瑞兽镜的纹饰与版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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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4-4-22 16:22:18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瑞兽镜是隋唐铜镜中为数不多能贯穿始终的镜类,对于认识隋唐铜镜的起步、探索和发展具有特殊意义。过往以镜背纹饰主题(“纹样”)为依据的类型分析中,它们常常被划入“神兽镜”“瑞兽镜”“瑞兽葡萄镜”或“兽纹镜”等中讨论。本文尝试一种有别于此、主要着眼于镜体本身及镜背装饰空间(暂称之为“款式”)的新方法,藉此不仅能更为清晰地梳理出隋唐瑞兽镜的演变脉络,而且对认识隋唐铜镜的整体发展也有所裨益。这一观察从章怀太子墓出土的一面铜镜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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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章怀太子墓出土铜镜

一、章怀太子墓出土铜镜

章怀太子墓为双室砖墓,在前甬道末端的前室入口处发现铜镜一面,1972年发表的简报的文字部分对此没有提及,只在平、剖面图中作了标注。该墓早年被盗,且受扰严重,这面铜镜恐怕已失原位。之后,朱捷元、刘向阳等对该镜作了专门介绍。镜呈圆形,内区为四方布置的二鸾二兽,间以石榴状的花饰;中区为铭文带,铭云: “鉴若止水,光如电耀。仙客来磨,灵妃往照。鸾翔凤舞,龙腾麟跳。写态征神,凝兹巧笑”;外区,为多组鸟兽相间排列的花纹带;径24.5厘米,厚1.6厘米,重4100克(图1)。如果将图文相对照,该镜内区纹饰中振翅的二鸾、奔跑的二兽与镜铭中的“鸾翔凤舞,龙腾麟跳”似乎能呼应。这种镜铭与纹饰相合的现象在隋唐铜镜中非常罕见,再加上唐代贵族墓多已被盗扰,出土铜镜者极少,所以章怀镜受到了学界的格外关注。沈睿文认为,从“仙客来磨,灵妃往照”句看,该镜是专门为章怀太子妃房氏而作,以到另一个世界使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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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唐镜大观》收录铜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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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济南市博物馆藏镜

文明元年(684),31岁的李贤客死巴州,次年追赠为雍王,先葬巴州化城县,神龙二年(706)以雍王礼迁葬乾陵,景云二年(711)四月十九日追赠为章怀太子,同年六月十六日妃清河房氏薨于长安,年54岁,十月十九日“窆于太子之旧茔”。章怀镜当然有可能是房氏下葬时才置入,属房氏的随身之物,但不太可能是专门制作,因为它并非孤品。《唐镜大观》收录的一面与章怀镜几乎完全相同(图2)。济南市博物馆收藏的一面,除了中区不带铭文外,其他几乎也与章怀镜相同,径24.3厘米,厚1.5厘米,重3800克(图3)。另外,日本千石唯司藏有与之相似的一面,内区纹饰、铭文相同,只是镜背空间布局上存在一些差异,径20.4厘米(图4)。不仅如此,“仙客”和“灵妃”还见于其他镜铭,如“出明仙客,疑照灵妃”。常见的“仙人累莹,玉女时窥”铭的含义也与之基本相同。总之,章怀镜只是当时所流通铜镜的一种,并非特制,但该镜倒有可能是为房氏特别“选择”的。因为与同时期墓葬所见的其他铜镜相比,这种采用圆形重圈布局、双线方框外布列鸾兽,中区设置铭文带的铜镜显得颇为“古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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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日本千石唯司藏镜

章怀镜下葬的时间当在神龙二年(706)或景云二年(711)。目前所见属706年至711年,且出土有铜镜的其他墓葬共11座,出土铜镜14面(表1)。表中可见菱形镜7面(图5)、圆形镜6面、不详1面;瑞兽葡萄镜4面、瑞兽葡萄纹金(银)背镜3面、鸾兽花枝镜3面,雀绕花枝镜、四鸟纹镜和素面镜各1面,不详1面。显然,菱式外形,葡萄纹和花鸟纹此时十分流行。从隋唐瑞兽镜的整体发展看,章怀镜采用的鸾兽“纹样”虽已具盛唐风格,但该镜的“款式”仍属初唐“瑞兽镜”的范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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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神龙二年(706)阎识微墓出土铜镜

表1 706年至711年墓葬出土铜镜统计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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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隋唐瑞兽镜的五种款式

隋唐时期主要流行五种款式的瑞兽镜,其年代先后及相互间的传承关系颇为清楚,章怀镜即脱胎于其中的第三款镜。

第一款:北朝式

这一款镜出现时间最早,流行的年代为隋代至七世纪的唐代。因其渊源当在北朝,暂称为“北朝式”。目前见于大业四年(608)苏统师墓、永徽三年(652)董僧利墓和上元三年(676)丁彻墓等。镜为圆形钮,联珠纹钮座,主纹为浅浮雕式的四兽云气纹,镜面平弧,径13.7厘米至14.9厘米。咸亨三年(672)牛弘满墓出土镜未见图片,描述为“铸有四兽云气,周饰以缠枝花草”,可能也属此款。

与此风格相类,但未施瑞兽纹的有开皇三年(583)刘伟墓出土的四叶纹“光正”铭镜、开皇九年(589)宋忻墓出土的四神镜、大业七年(607)张 墓出土的缠枝十二生肖“光正”铭镜、大业八年(608)李静训墓出土的缠枝十二生肖镜、咸亨二年(671)向文积墓出土的四神十二生肖镜和如意元年(692)郭行墓出土的缠枝十二生肖镜等。

第一款镜及相关镜的体量一般不大,直径多在13厘米至20厘米,重量多为500克上下。陕西历史博物馆公布的11面,径13.5厘米至18.2厘米,重145克至650克。在流布范围上,这款镜主要见于隋唐两京及其附近地区所在省份,以陕西、河南两地最为多见。

第二款:隋式

该款镜目前始见于隋大业年间(605-618),应属隋代新创立的镜式,故称“隋式”。整体特点是镜体趋厚,内、外区之间界以高凸线圈,纹饰凹凸更为明显,镜面趋平直,内区为瑞兽纹,外区多为铭文带,可如大业七年(611)田德元墓出土的“窥妆”铭镜、贞观十四年(640)郑乾意墓出土的“暎花”铭镜、龙朔元年(661)许夫人墓出土的“赏得”铭镜、乾封元年(666)薛元嘏墓出土的 “暎花”铭镜和咸亨元年(670)孙建墓出土的瑞兽铭文镜等。

这一款镜创制的年代颇值得思考,有三则材料可注意。其一是仁寿元年(601)元威墓出土的“永和元年”铭镜。该镜的纹饰和铭文有明显的汉式镜风格,简报录铭为:“永和元年三月壬午  敕勒尚/方擅造时监□传庾(?)后/师匠十有一人即以其年五月五日铸之”。简报作者认为,镜铭中的“永和”当为东汉顺帝之“永和” (136-141),该镜是一面仿汉镜。但笔者认为,这面铜镜可能包含了隋代铸镜匠人创制新镜的一些信息。永和镜保留了很多汉晋四神镜的特征,比如扁平状的四神形态、地纹的样式、四隅的四叶纹、镜铭的内容以及平弧的镜面等,但整体上已与隋唐典型的四神或瑞兽铭文镜非常接近。由此似乎可以推测,约仁寿年间(601-604)有可能就是隋代在“汉镜”基础上创制“新镜”的时期。其二是西安东郊郭家滩第646号隋墓出土的方形瑞兽“杨府”铭镜,铭云:“杨府可则,盘龙斯铸”等。其中的“杨府”当指扬州。该镜无论纹饰风格,还是铭文内容,都与永和镜有明显不同。这或者表明,在“新镜”的创制过程中,扬州是其产地之一。其三是湖南长沙赤岗冲唐墓M2出土的瑞兽十二生肖镜。该镜的镜背分区与第一款镜很相似,应该是在其基础上的新发展。

另据笔者观察,第二款镜的数量、分布范围都要明显大于第一款镜,出土地明确的几乎见于全国各地。该款镜虽然在外形、镜背布局、纹饰内容和铭文布置上尚未完全摆脱汉式镜的“框架”,但在镜体塑造、纹饰风格和铭文内容等方面已完全不同。因目前尚未有明确早于仁寿年间的材料,所以笔者颇怀疑这款镜是隋灭陈前后的新制镜,是隋唐铸镜业走上正轨的标志,可以视为是隋唐铜镜在汉式镜基础上转型、发展的起点。

第三款:初唐式

该款镜的镜背可分为内、中、外三区,内区饰瑞兽,中区为铭文带,外区为花纹或十二生肖纹带;直径多在20厘米至30厘米;整体十分厚重,重量多在2000克以上,制作颇精。目前的纪年材料只有洛阳龙门上元三年(676)墓出土镜一例,无纪年材料则有广西钦州初唐墓M5出土镜。内区为四神的纪年材料则相对较多,《宣和博古图》著录有“武德五年”(622)扬州贡镜,约贞观二十年(646)窦皦墓和贞观二十一年(647)崔大义墓均有出土。因目前所见此类镜,年代明确者早不过初唐,明确的隋墓中又缺乏如此体量和工艺水平的铜镜,再参考武德五年扬州贡镜,笔者认为它们有可能是王朝更替后出现的新款瑞兽镜,其创制或许仍与扬州有关,年代则应为初唐,而非隋代初唐。章怀镜即是由此款镜发展而来,此类镜可视为隋代初唐瑞兽镜发展的尾声。

第四款:盛唐式

即瑞兽葡萄镜。该款镜大约出现于贞观(627-649)、永徽(650-655)之际。目前的纪年墓葬集中在麟德元年(664)至开元十年(722)区间内,其流行的年代十分清楚。学界对葡萄镜的讨论已很多,这里不再展开。笔者想指出的是,两类常见的葡萄镜实际上即是由第二、三款瑞兽镜发展而来。早期瑞兽葡萄镜与第二款镜非常相似,其典型的特征是内、外区之间的界格纹和镜缘的锯齿纹,如麟德二年(665)刘宝墓所出者。七世纪末叶的葡萄镜已很成熟,如万岁通天二年(697)姚无陂墓所出者。由第三款瑞兽镜发展而来的葡萄镜可如大历二年(767)牛子珍墓所出者,内、外区间仍保留了第三款镜的中区设置,其外区的鸟兽恰为十二只恐怕也不只是巧合。

第五款:晚唐式

这是一款小型瑞兽镜,径多在10厘米内,一般为圆形,也见有方或葵形,镜背不作分区,其主体装饰相当于“截取”了第二、三款瑞兽镜的内区纹饰,可对比陕西泾阳县鋬村出土镜和咸通十年(869)李梲墓出土镜。两镜直径分别为12厘米、7.2厘米。山西大同振华南街晚唐墓出土的一面还有人物纹样。属九世纪上半叶的印尼黑石号沉船出水了一面方形镜。该款镜可延至五代十国时期。浙江东阳中兴寺塔也有出土,径7厘米。该塔始建于建隆元年(960),三年(962)建成。值得注意的是,此款镜还不乏葡萄镜,如西安东郊韩森寨出土的一面,径9.4厘米,重210克。该镜很明显是对第四款镜内区纹饰的“截取”。

结语

隋唐铜镜多样的外形、眼花缭乱的纹样及其变化常常令分类者不知所措,致使传统类型的划分越来越多,越分越细。作为“纹样”所依附的“款式”一直都不是铜镜类型学分析时考察的要素。实际上, “款式”具备很强的稳定性,可以“跨越”或“涵盖”不同的“纹样”,更能反映铜镜设计的整体特征及其宏观变化。虽然以上关于五款瑞兽镜最早出现年代的推断未必全都准确,但它们流行年代的先后,以及相互之间的传承关系则应无可疑。从中可见,隋开皇年间流行的瑞兽镜是北朝瑞兽镜发展的余绪。如果再结合此间汉式古镜、铁镜等的发现,基本可以认为这一时期几无“新镜”问世。约仁寿年间,第二款镜的创制标志着隋唐铸镜业的正式起步。入唐后流行的第三款镜则是隋唐时期改造、发展汉式瑞兽镜的巅峰之作。贞观、永徽之际,以第二、三款瑞兽镜为基础演变出的瑞兽葡萄镜(第四款镜)是极具唐代特色的瑞兽镜,它还催生出了鸾兽花枝镜、雀绕花枝镜等诸多镜类,实为由汉式“瑞兽”向唐式“花鸟”演变过程中的“桥梁”。从八世纪后半叶开始,“铜荒”问题渐显,铜镜设计的“装饰”意味渐淡,最大的变化是镜体趋轻薄,纹样或省略,或疏朗、扁平化。时至晚唐,铜镜设计开始显现创新的乏力,“仿造”汉式古镜以及隋代和唐代早期流行的镜类,成为应对策略之一。第五款镜这种 “截取”式的仿造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之一。
【作者:陈灿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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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4-4-23 11:03:24 来自手机 | 显示全部楼层
内容丰富多彩,记不住多看几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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