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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博局纹镜纹饰研究,图像学视野下的铜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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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4-3-27 14:52:55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在风格多变、纹样丰富的汉代铜镜中,博局纹铜镜以其独特的纹饰风格尤为流行,在传世及出土的汉镜中占有相当的数量,其发展及纹样研究延续至今,它已经不再是一个简单的照面器具,而是象征着一种中国文化。通过运用现代图像学的一些方法来分析博局纹铜镜中的纹样所象征的内容、反映的汉代社会状况和审美观念、蕴含的“天人合一”造物观念以及“天圆地方”“阴阳五行” 宇宙观念,对于了解汉代文化是很有现实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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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方十二地支博局纹镜

一、对图像学的认识

图像学作为一种研究方法,经常被用来分析艺术史,它是对形式主义的反叛,强调对艺术作品题材、象征含义和文化意义的研究。图像学的发展并不是一蹴而就的, 16世纪出现的“图像志”是图像学发展的一个早期阶段,如当时影响较大的意大利作家里帕撰写的《图像手册》;17、18世纪之交浪漫主义兴起,推动了虔诚的宗教信仰发展,也促进了法国“图像志”学派的出现,马勒将这一学派推向顶峰;19世纪左右瓦尔堡首次提出“图像学” 的方法,“图像学”因此一度被称为“瓦尔堡方法”;20世纪出生于德国的犹太学者潘诺夫斯基全面阐释了瓦尔堡的思想,并在其基础上创建了一套影响深远的现代图像学方法。在潘诺夫斯基的著作《图像学研究:文艺复兴时期艺术的人文主题》中,他用严密的逻辑以及由浅入深、由表及里的方法提出了“图像学”研究方法的三个层次——“前图像志描绘”“图像志分析”“图像学解释”。第一个层次是进入“图像学”分析前的描述工作,即逐一列举和描绘图像中的艺术母题和自然题材,这一层次主要是依据解释者个人的一些经验和专业背景对图像进行描绘;第二个层次是指对于图像的分析,即需要解释者具备一定的传统原典知识,将其与图像的艺术母题和自然题材联系起来,分析、解释图像的故事和寓言题材,揭示其象征意义;第三个层次“图像学”的解释是在前两个层次基础之上的总结与升华,即在这个图像背后所隐藏的某种文明的习俗和文化传统,“解释的基础是综合性的自觉,解释的依据是一般意义上的文化象征史。”

二、关于博局纹铜镜

两汉时期铜镜纹样类型丰富,在继承战国铜镜纹样基础上继续发展。而博局纹铜镜以其独特典型的TLV形式,并配以丰富的动物、几何、植物等主题纹样,成为国内外学者关注的对象。所谓博局纹镜,又称“规矩纹镜” 或“TLV 镜”。这类铜镜的典型特点是外圆内方的造型布局里配有TLV花纹各四个,中心方格的每一边都有一个向外延伸出的“T”字形,且“T”字形图像刚好与外圆向里延伸的“L”形图像相对,中心方格的四个角正好对应着四个“V”形图像。在这四方八等分的纹饰中还装饰着不同主题的纹样,其总体风格在形式感极强的结构下充满着活泼生动的想象力。那为何此种纹样的铜镜被称为“博局纹镜”?其实它的名称和纹样特点来源众说纷纭,其中博局说流传较广。

传说博局纹起源于一种汉代流行的棋类游戏六博棋局图像,简称 “六博”。这种游戏在秦汉时期最为盛行,宋洪兴祖在《楚辞补注》中引《古博经》:“博法,二人相对坐向局,局分为十二道……”从文献中我们可以知晓“六博”这一游戏的规则,两人坐一棋局前,棋盘为一方形大框,框内中部是一同心小型方框,周边有T、L、V形的棋路,名为曲水,共12道,中间区域为水,采用掷色子来行棋,以夺得更多的筹为目标。“博局纹”最主要的特征是镜背装饰图案由T、L、V三种符号组成,与棋局游戏“六博” 的棋路相同。在考古过程中发现汉代画像石和画像砖的图像中便刻画有“六博戏图”,如山东藤县西户口和微山县两城汉画像石上的“博戏”栩栩如生。通过古籍文献及实物考古,证明了六博棋局图像与博局纹有着很密切的关系。

三、图像学视野下的博局纹铜镜

(一)博局纹铜镜的基本特点

从潘诺夫斯基现代图像学的视角来分析汉代博局纹铜镜的纹样特点,第一个层次指的是图像前的描绘,就是对于博局纹的题材、纹饰、风格等形式进行描绘。前文大致描述了博局纹铜镜的总体特征,在不同时期,汉代博局纹铜镜的纹样、题材、风格也在不断发展演变,大体分为西汉早期、西汉中期、新莽时期、东汉早期和东汉中后期。

西汉早期的博局纹铜镜继承了战国时期铜镜古朴的风格特点,分为钮座和内部主纹饰两部分。钮座为方形,较为华丽,内部装饰纹饰较为简洁,基本配以地纹、蟠螭纹等图案;外围一圈环绕铭文带,铭文多为“大乐富贵”等具有祝祷含义的铭文。西汉中期随着冶炼技术的成熟,博局纹铜镜制作更加精良,纹饰更加规整有序但又不失变化,镜背纹饰既保留了战国时期的古朴风格,又增加了草叶纹、柿蒂纹、十六连弧纹等图案纹样,铭文多为 “日见之光,长毋相忘”铭,多表达思念、富贵荣华的祝祷。到了新莽时期,博局纹铜镜数量剧增,铜镜的制作工艺精湛、装饰纹样类型丰富,其中装饰纹样的题材受当时宗教信仰和社会风俗的影响,以升仙问道、奇珍瑞兽居多,出现四神纹、羽人纹、乳钉纹、十二地支纹等装饰纹样,边缘花纹更加丰富,多以祥云为题材,突破传统装饰纹样规整、对称的原则,出现了花边圈带,外围铭文也多为“求仙问道”铭、“尚方”铭,表达了对于长生、升仙的美好祝愿。东汉早期的博局纹铜镜与西汉晚期相比,变化并不是很大,装饰纹样除了之前的“四神”“鸟兽” 等内容外,还增加了“西王母”题材,装饰纹样更加绚丽多彩,但带有“十二地支铭文”的纹样逐渐减少,而是出现了许多关于姓氏、宣传铜镜质量、祝福子孙、祈求富贵的铭文,广为流传,较西汉晚期更加关注现世生活。东汉中后期博局纹铜镜逐渐简化,纹饰随意,做工也不如之前精细。“四神”纹的配图随意,有时还会出现“四神”不全的情况,大量铜镜出现了几何装饰纹样,边缘纹样也改为锯齿纹,摒弃了镜钮装饰,改为素钮座,其中博局纹不是少“L”,就是少“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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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汉代四神规矩镜

(二)对于博局纹铜镜图像的分析

第二个层次指的是图像的分析,即根据博局纹样的图像特点,分析蕴含在图像之下的象征意义、造物观念及社会风俗。前文我们描述了不同时期博局纹铜镜的大致特点,不管是装饰纹样还是铭文特点都反映了汉代人的宗教信仰、造物观念和人文风情。博局纹铜镜纹样充分体现了“有意味的形式”,这些纹样不仅具有美感,还体现出一定的象征意义,其布局充分体现了中国传统的道家思维。如规矩镜纹样内方外圆,充分体现了天圆地方的宇宙观。中间的钮座加上四方代表着天下分为东、西、南、北、中五个方位,其中五个方位正好对应道家的五行学说,即金、木、水、火、土,严格按照方位和五行的属性来配置 “四神”的位置,而规矩纹镜中常有“四神”的纹饰图案,即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在汉代,道家学说盛行,道家宗教的守护神正是守卫四方的神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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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四神:青龙、白虎、朱雀、玄武

从形式上讲,博局纹铜镜的图案充分遵循了传统图案的整体、变化、对称、均齐、节奏等原则,以陕西历史博物馆所藏的四神规矩纹铜镜的“四神”图案(图1、图2)为例,其便是遵循对称的形式,讲究两两对称平衡。图案的顺序讲究从内而外、从天干到地支,配物必须一一对应。汉代设计者将博局纹镜的“形式美”发挥到了极致,这种对称和谐的设计思想与汉代社会稳定繁荣的景象以及当时人们的安居乐业是分不开的。

在内容上,博局纹镜经常采用具象与抽象相结合的方式,图案中充满了神秘的符号以及“四神”、鸟、羽人等图案。这些纹饰有的是反映现实的,体现了汉代人对天地自然的崇敬,也就是“天人合一”的造物观念;有些是现实生活中不存在的,表现了汉代人丰富的想象力。通过这些图案我们不难看出,古人对于神仙世界的想象,也赋予自己想要得道升仙的美好寓意,以及“天人合一”的造物思想。汉代铜镜还有许多铭文,更加直接地表现出了汉代人对美好生活的追求以及对于富贵荣华的祝祷。博局纹镜中描述求仙问道、祈求富贵的铭文是最为常见的吉语,反映了当时的社会风俗。

(三)博局纹样所体现的宇宙观和思想文化

第三个层次是指图像学的解释,即在这个图像背后所隐藏的某种时代观念和文化传统。

汉代董仲舒推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儒学,已不同于春秋战国时期的儒学。汉代统治者所推行的儒学,融合诸子百家的文化,创建了一套有利于巩固统治者地位、符合社会发展秩序的学说,且这一学说深刻地影响了汉代“天人合一” 的造物观念,体现出“天圆地方”“阴阳五行”的宇宙观念、稳定统一的社会风尚和儒道两家的哲学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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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四神博局纹镜和羽人神兽镜

古人在长期对天地万物及自然形象的观察体会中,逐渐形成了“天圆地方”的宇宙观念和“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的生存方式。汉代人继承前人“天圆地方”的宇宙观念,将其体现在铜镜的造型及纹样设计中,铜镜造型的方与圆并非简单的图形(图3),而是一种效仿宇宙天地的模式。汉代的造物者将正午时分太阳居中的印象应用到铜镜中,通过中心镜钮的形式体现出来。在镜钮之外排布的方形钮座,其纹饰犹如大地,整面铜镜的外形之圆象征着天,在天地之间不仅有日月星辰,还有山川草木、飞鸟走兽,可见一面小小的铜镜可容纳万事万物。然而,铜镜所体现的“天圆地方”宇宙观,也只是很小的一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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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四神博局纹镜及其局部十二地支图

汉代哲学还认为宇宙具有无限大的特点,即指宇宙时空的广阔。那么,在汉代铜镜中是怎样体现时空广阔的呢?汉代,阴阳五行思想盛行,统治者热衷于求仙问道之事。为迎合统治者需要,刘安和董仲舒等人对之前就已出现的阴阳五行学说进行整合改造,形成了具有汉代特点的阴阳五行思想。汉代的阴阳、五行被合并为一个概念,并被人们用来解释宇宙世界。其中,“四神” 博局纹镜的纹饰中出现的方格十二地支和“四神”便充分体现出汉代阴阳五行的学说(图4)。在汉代人的观念中,十二地支分别代表着不同的时间段,每个时间段的阴阳二气比例不同,因此存在于这些时间段中的事物具有独特的生存状态,若违背时间规律就会影响事物的正常发展。因此,汉代人把十二地支刻在铜镜背后,可以看出时间对于汉代整个社会生活的重要性。同时, “四神”的配置也十分讲究,出于对“星象学主要应用于总结时令气候变化、指导农业生产”作用的考虑,选定“四神”造型时就参考了方” 和气候这两方面的因素。

结语

博局纹铜镜在中华五千年浩瀚历史和文化中,虽只如沧海一粟,但在这一面小小的铜镜图像中却反映出汉代丰富的文化内涵和哲学思想。因此可以说,博局纹铜镜不仅是古代优秀的工艺品,也是研究历史文化的珍贵图像资料。
【作者:刘胜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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