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洛阳出土的铜镜看东汉时期社会人文特征

伯寻

铜镜是陪伴了中华文明走过千年发展历程的重要器物，其本身包含着大量的时代信息，具有相当高的研究价值，早在金石学盛行的北宋时期，吕大临的《考古图》中便有对铜镜的考证，近代以来也有不少学者为中国铜镜的研究做了大量工作。

1、洛阳地区东汉铜镜出土情况

东汉时期，铜镜的铸造不再由官府独家把持，私人造镜大量兴起，使铜镜在铸造数量与普及度上较前代有着巨大的提高，据考证，“东汉中期以后，已经形成若干铸镜中心，如会稽郡、江夏郡、广汉郡、蜀郡等几个主要铸镜区”。除上述几处铸镜区外，洛阳作为东汉的首都，也有发达的铜镜制造业，传世铜镜中及日本出土的许多铭文镜有“铜出徐州，师出洛阳”的铭文，也从侧面佐证了这一观点。当时社会厚葬之风盛行，人们崇信死者在另一个世界仍然过着类似阳间的生活，对待死者应该“事死如事生”，因此无论是陵墓的地上、地下建筑，还是随葬生活用品均仿照现实人间生活，作为生活用品的铜镜自然而然就成为众多明器中的一件，被普遍随葬在墓葬中。因此，洛阳地区的东汉墓葬中多有铜镜出现。如在洛阳西郊七里河村东的涧河西岸台地上发掘汉墓91座，其中多为东汉墓，在这一墓群中合计出土铜镜67面，可见当时铜镜随葬比例之高。

2、东汉铜镜的创新及社会背景

东汉时期，洛阳作为国都，是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商品贸易与手工业发达，天下货物无不集聚于此， “有融汇四方文化艺术之长的优良条件，加之同西域的往来日益频繁，故吸收了不少边塞与异国的情调。这反映在铜镜工艺上就表现出一种不断革新与提高的势头”。东汉早期铜镜的铸造，多承袭王莽新朝与西汉时期铜镜的纹饰风格，至中晚期，铜镜铸造又有了新的成果产生。一方面表现在出现了新的纹饰图案，另一方面表现在镜背纹饰的布局格式产生了重要创新。

儒学盛行在铜镜纹饰上的体现

东汉中期，在原有铭文镜流行的同时，新的铭文产生并广泛流行，之前流行的圈带式铭文被改换成单字或印章的形式，“君宜高官”…“师命长”…“位至三公”和“长宜子孙”等祈官、祈佑家人的吉祥术语作为铭文登上镜背，并迅速盛行起来。“位至三公”等祈愿铸刻在作为生活日常用品的铜镜上，既是为了图个吉利，又反映出人们的内心渴求。这种祈官求福的纹饰为何能快速盛行起来，是因为东汉统治者极力推崇儒家思想，以经术治国，更是以儒家标准选拔官吏，人们看到了一条通往仕途的道路，即通过提升道德修养、察举孝廉走上仕途，并且在东汉一朝，皇帝往往任命知名经师任职三公，以宣扬经术治国的理念，这也使儒学被人们竞相学习，使尊经重儒的思想理念再次浸润社会，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这些吉祥祝福语被表现在铜镜上，成为流行的纹饰，也是很容易理解的现象。

位至三公镜

长宜子孙镜

神道思想在铜镜上的显现

到东汉晚期，宦官、外戚把权夺势，政治混乱，社会动荡，人民生活困苦且无奈，毫无势力的广大民众只能寄希望于宗教，以此来弥补心理的空虚与无助，因此助长了佛教与道教在东汉的兴起，这一社会心理诉求自然而然也表现在作为日常生活用品的铜镜上，因此满布神仙、神兽纹饰图案的铜镜开始广泛流行。这种泛神的信仰说明当时人们生活的无奈和无望，这也正是道教在东汉晚期开始广泛传播并为社会所认可的原因。在考古发掘中，洛阳地区所发掘的东汉晚期墓葬中普遍随葬有各类神像镜、神兽镜。如在洛阳市西工区金谷园火车站东北汉墓中出土一面保存完整的日月天王神像镜，其镜背纹饰有高浮雕身长羽毛的神像四组环绕镜纽，每组三个仙人，中间仙人戴冠且坐于龙背之上，神像之外有十三个带“日月天王” 铭文的方枚规律分布。

“日月天王”铭文画像镜

镜背纹饰布局的创新

除却纹饰图案外，东汉中晚期铜镜镜背纹饰布局格式也有创新，在之前的长久时间里，铜镜的纹饰布局都是以镜纽为中心向四周发射式的构图布局，而在东汉中期开始出现打破这种传统构图布局的铜镜。这些采用全新格局的铜镜有…“轴对称式”布局纹饰的铜镜，自上而下分级排列的重列式纹饰铜镜。轴对称式铜镜因多以夔龙纹装饰，又称夔纹镜，这种镜的纹饰构图是以一条铭文带将镜背分成左右两部分，铭文带上下贯通，铭文以镜纽为分界，镜纽上下铭文字数对称相同，铭文带两侧纹饰对称。如在洛阳烧沟M120汉墓发掘出土的一面夔龙连弧纹镜，镜纽上下两侧分别竖书隶体铸铭文“长宜子孙”与“君宜高官”，在铭文带左右两侧镜背则剔底平雕两条夔龙纹。

夔龙连弧纹镜

除此之外，在西汉晚期出现了以四乳丁分区、按区铸纹饰的纹饰布局方式，到东汉时期这种布局方式被继承并获得发展，画像镜的浮雕艺术风格完全不同，它以高浮雕工艺为表现手法。画像镜的纹饰布局采用四分法，纽座外的主要部位分成四区，各区之间隔乳钉，每区独立做画像，花纹讲究对称，表现技法是采用斜剔法、平面浅浮雕，这是东汉画像石刻常用手法，颇具装饰趣味。画像镜常常以东王公与西王母为主神，配以羽人基本纹饰布局，精雕细琢，工艺精湛，蕴涵着最丰富的文化内涵。如在洛阳城北岳家村30号墓出土的一面画像镜，此镜背相对二区分别雕有拱手而坐、仪态端庄的王公和王母，身边各有二侍者，另外二区则为奔驰的车马、虎豹，各区画像精湛生动。画像镜是汉镜的尾声，却给人以“曲中奏雅” 的强烈感受，如同夕阳晚照、分外灿烂。

画像镜

3、出土铜镜的后续保护

出土铜镜的病害可分为物理病害和化学病害两种，这些病害的产生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两方面因素决定的：一是器物的材质；二是器物的埋藏环境。两汉时期，用来制作铜镜的青铜合金成分比例稳定，铜的含量为66%～70%，锡23%～24%，铅4%～6%。如此高的锡含量，使汉代铜镜硬度高、韧性低，再者由于铜镜器形大都较为小巧，出土的东汉铜镜其物理损伤大都为断裂，且很少有弯折变形的情况。

相较于断裂对铜镜危害更大的是化学病害。青铜之青并非其本来的颜色，后世看到它们是呈青绿色的，那便是其在千年的岁月里被腐蚀所生成的锈。而不同的储藏条件、不同的储藏环境造就了铜镜表面不同结构、不同外观效果的锈蚀物。青铜器所处环境对其锈蚀影响较大，而且有多种颜色，其中红色的锈为氧化亚铜，黑色的锈为氧化铜，蓝色锈为硫化铜，浅绿色锈为碱式碳酸铜等。这些铜锈对青铜器的影响也不一样，总体来说，这些锈蚀产生的影响，归根到底是该环境内的湿度、温度以及土壤中的各种酸、碱、盐、微量元素对器物的影响。由于每件青铜器所处的埋藏环境、出土后自然环境及其他条件的影响不同，所以腐蚀的情况和程度也各有不同，不过铜镜的锈蚀总体同其他青铜器一样可分为无害锈与有害锈两大类。无害锈多种多样，有高的、低的、锈疙瘩样等，薄厚对器物本身的存续威胁并不大，反倒是美丽的锈色为铜镜添了一份古色古香，是器物在千百年时光里，历史在其上留下的痕迹，具有重要的历史、艺术价值，除此之外，这些锈蚀在器物表面形成一层致密的保护层，它可以减缓甚至阻止锈蚀进一步发展，对铜镜的保护有相当重要的作用，在修复的过程中对此类锈蚀应予以保留。

在众多锈蚀中，有两种锈对铜器是有极大害处的，这两种锈蚀分别为氯化亚铜与碱式氯化铜。这些锈为白绿色，呈粉末状，故称“粉状锈”。这种有害锈严重威胁着青铜器的长期保存。此锈如不及时处理，会使铜器继续锈蚀，直到铜器溃烂、穿孔。更为甚者，这种粉状锈像传染病一样，会在青铜器物间传播，如果将带有这种锈蚀的铜镜与其他青铜器存放在一起，便极有可能使原本健康的青铜文物都感染这种有害锈，造成难以挽回的破坏。因此应格外注意有害锈的处理。

铜镜自出现到退出历史舞台，随着中华文明一同发展，跌宕起伏地走过了近四千年的时光，同时，作为一种紧贴大众生活的日常用品，是社会的风向标。铜镜这一器物本身也蕴含了丰富的文化内涵，作为重要的实物资料，具有十分重要的历史、艺术、科学、研究价值，是探究其所处时期的重要物证，是再现古人生活的独特材料，因此我们在运用它探究历史，发挥其社会价值的同时，应重视对它的保护，最大限度地延长其寿命，使它能以实物的形态向人们展示古人的生活形态与智慧。
【作者：黄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