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年6月,安徽阜阳县王店公社邢集大队赵王庄村民平整土地时发现一座东汉砖室墓,阜阳博物馆工作人员随即对该墓进行发掘,从墓室内清理出陶器、铜器、铁器等一批随葬器物,其中一枚精美的画纹带缘神人禽兽博局纹镜甚是罕见。1972年1月,阜阳县城郊公社罗庄大队郭韩庄村民在挖掘村东南侧的大古堆时,从一东汉砖室墓中清理出一枚几何纹缘神人禽兽博局镜及陶器、五铢钱、残铜器等器物,后被阜阳博物馆征集收藏。以上两枚神人禽兽博局纹镜,皆系出土地点明确、有相关随葬器相互佐证年代的珍贵标本,不仅保存完好、铸工精整、纹饰华美,还因为镜图涉及到早期西王母神话题材而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本文介绍上述两枚禽兽博局纹镜,对此类镜中西王母图像系统的特征与神话内涵、兴起与流播年代、兴衰演变的时代背景与社会动因、西王母图像在两汉人物镜形成演变过程中的重要作用等问题试作讨论。
一、形制与纹饰
阜阳博物馆收藏的上述两枚禽兽博局纹镜,镜图物象特征与组图模式区别明显,分两式介绍。
图1 东汉四乳西王母禽兽博局纹镜(安徽阜阳县城郊公社郭韩庄汉墓出土)
A式(图1):直径12.5厘米、缘厚0.4厘米,重309.56克,圆形,圆钮,变形四叶纹钮座,座外双线方框。主纹区四乳四分区组图,分别配置博局纹、神仙人物与禽兽纹。四区神人、禽兽纹组图依次为:戴胜
神人与捣药玉兔,跽坐独角兽与踞坐大嘴兽,回首衔尾兽与神鹿,两相对禽鸟。每区主纹间隙处,填衬简约云气纹。主纹区外配置短斜线纹圈带、三角锯齿纹圈带,双线波折纹缘。
图2 东汉四乳西王母博局禽兽纹镜(安徽阜阳县王店邢集赵王庄汉墓出土)
B式(图2):直径16.2厘米、缘厚0.55厘米,重754克,圆形,圆钮,圆钮座,座外双线方框。方框与镜钮之间,沿方框四边内侧配置八乳钉纹,钮座下叠压一组缠绕纠结的变体龙、虎纹,龙、虎的头部昂起相对,躯干部分结构显露,龙虎纹、乳钉纹图案的间隙内,填衬有简约云气纹。方框外主纹区四乳四分区组图,主纹由神人、禽兽纹、博局纹组成,主纹间隙处,填衬有大量的云气纹。四区主纹配组的神人禽兽纹分别为:羽人饲龙、神人饲凤鸟、白虎对鸟首兽身神、狮形兽对长角鹿。主纹区外置一周短斜线纹圈带。宽平画纹带缘,画纹带中填饰羽人、白虎、九尾狐、三足乌、长须龙、奔鹿、熊、独角羊、凤鸟、蝙蝠纹、云气纹等,构图繁缛细腻、舒卷流畅、富丽华贵。
二、西王母图像的认证
上述两枚铜镜图式中的神人,与汉禽兽镜构图中常见的“羽人”“人面鸟”“鸟首人” “人面兽”等人兽(禽)合体式神仙人物形构明显不同。A式镜中的神人,侧身跽坐,着宽大袍服,头戴胜,面向玉兔伸展前臂,作伸手索取丹药状,是汉画像材料中常见的主神西王母“标准图式”,此类图式在山东、苏北、皖北、河南、陕北、山西、四川等地的汉墓画像石、画像砖绘画题材中十分流行。《山海经》《淮南子》等早期文献记载中,“戴胜”是西王母妆饰的主要标志,A式镜中的“戴胜”西王母图像,与传统文献及汉代画像材料中的图式是一致的,是汉画对文献记载西王母形象的图解,此类图式在西汉晚期以来的西王母禽兽镜标本构图中习见,典型器见于江苏扬州蜀岗新莽墓出土镜(图3)、江苏仪征胥浦镇先进村汉墓出土镜(图4)、中国国家博物馆藏镜(图5)、江苏丹阳铜镜青瓷博物馆藏镜(图6)、息斋藏镜(图7)等,近期出版的《江苏宜兴民间收藏铜镜精品集》一书中,也收录有当地藏家珍藏的几枚此类镜(图8、图9、图10)。
图3 新莽西王母禽兽博局纹镜(江苏扬州蜀岗新莽墓出土)
图4 西汉四乳西王母禽兽博局纹镜(仪征博物馆藏)
图5 新莽“始建国二年”铭四乳西王母禽兽博局纹镜(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图6 东汉四乳西王母禽兽博局纹镜(江苏丹阳铜镜青瓷博物馆藏)
图7 东汉四乳西王母禽兽博局纹镜(息斋私藏)
图8 东汉四乳西王母禽兽博局纹镜(江苏宜兴宗彬斌私藏)
图9 西汉四乳四虺西王母纹镜(江苏宜兴徐俊杰私藏)
图10 西汉四乳西王母禽兽纹镜(江苏宜兴杨斌骅私藏)
西王母与玉兔捣药同区配组是A式镜的另一显著特征,此类组图在汉代画像石、画像砖、墓葬壁画、漆画等西王母画像材料中频繁出现,是汉代西王母图像系统中的一类公众广为认可的稳定核心架构,有研究者称之为“核心图像”。汉镜中的西王母虽较其他类画像材料中的同类图像出现稍晚,但同样表现出“西王母与玉兔捣药”组图频出的特征,因它们承载的文化背景与神话学内涵是相同的。笔者从见于著录的材料中检索两汉西王母禽兽纹镜标本27枚,其中镜图中配组“西王母与玉兔捣药”图式者多达15枚,可见此类图式出现频度之高。
图11 东汉四乳西王母禽兽博局纹镜(故宫博物院藏)
图12 东汉“泰山作竟”铭七乳西王母禽兽纹镜(安徽寿县博物馆藏)
B式镜中的神人,着宽大袍服,侧身跽坐,头部不戴胜,手臂前伸作持物饲凤状,神态端庄安详,一幅雍容华贵的汉代世俗贵妇人形态。此类图像与A式镜西王母形态类似,但面部特征、头部妆饰有区别。从此镜主纹区、画纹带缘区配置的白虎、九尾狐、三足乌、凤鸟、羽人等图像系统看,镜图所描绘的场景,无疑是汉代世人想象中的西王母神仙世界,其中的主神虽不戴胜,亦可确认其身份就是西王母。与B式镜西王母图式类同的标本不多见,见于著录者有故宫藏镜(图11)、安徽寿县出土镜(图12)等。
目前所发现的汉代画像石、画像砖、帛画、壁画、漆画、摇钱树等画像材料中,西王母单独出现、自成一区的例证罕见,多数情况下是以配组有若干类较为稳定的神禽异兽及仙界景观物象、相互构成一类具有特定情节的典型场景图像系统出现的。此类西王母仙界图像系统的构成,除习见“玉兔捣药”组合外,还经常出现白虎、九尾狐、三足乌、蟾蜍、凤鸟、神雀、羽人、三株果、芝草、药尊、门阙楼阁、云气、龙虎座、神树等,它们作为彰显仙界特征的 “符号”,与主神一起构成外在形构活泼多样、情节内涵丰富多彩的西王母神仙世界,其中的白虎、九尾狐、三足乌、凤鸟、羽人、仙果(草)、药尊,在这个神仙世界画面中出现频度最高。由此,在东王公未出现以前的众多汉画像图式中,即便没有标识西王母特征的铭辞或榜题,有了上述图像系统中若干类神禽异兽、仙果(草)、药尊等标识物,亦同样可以确认西王母主神的身份。神人禽兽镜承载有与上述汉画材料相同的神话背景,镜图中表现的西王母神话情节内容,与画像石、画像砖、壁画、帛画等其他汉画材料并无二致。
三、西王母图像系统的组合特征
与出现年代较晚的东汉西王母画像镜、神兽镜 “规制化”构图比较,汉代禽兽镜中的西王母图像不仅数量不多,而且流播区域狭小、构图形态千差万别,表明当时此类西王母禽兽镜虽已出现,却远没有像同类题材的画像镜、神兽镜那样广为流播并最终形成一类公众认可的固定“标准图式”。本文对著录所见22枚西王母禽兽镜的图式物象构成,进行分类量化统计(见表一,国外收藏的3例标本未统计入内,《汉代画像石综合研究》P149图八二·5收录安徽寿县镜因未见全图,亦未统计入表),以梳理其组合特征。
表一 汉西王母禽兽镜图像系统的主要构成一览表
表一中22例标本图式构成要件的量化统计,反映出汉代禽兽镜西王母图像系统物象构成的主要特征:
1.汉代禽兽镜西王母图像系统,主要由主神西王母、胜、捣药玉兔、九尾狐、三足乌、蟾蜍、白虎、凤鸟、羽人、药尊、丹药、仙果、仙草、云气纹组成。
2.镜图中的主神西王母虽多数具备侧身跽坐、着宽袍大袖、头部戴胜的特征,但具体形态动作、空间配位生动多变,相互雷同者极罕见,与主神西王母同区配组的羽人、神禽异兽亦不尽相同。即便是在出现频度较高的“西王母与玉兔捣药”图式中,“西王母”与“玉兔捣药”的形态与配组方式亦富有变化,很难找到完全雷同的例证。
3.表中22例西王母图式,头部“戴胜”者19例,占总量的86.4%,可见“戴胜”出现频度之高,是西王母形象的标志性特征。
4.表中22例镜图中,配有“玉兔捣药”图式者15例,仅配置“玉兔”而无“持杵捣药”图式者1例,两者合计占总量的72.7%,属出现频度最高的禽兽类物象,是判别主神西王母身份的重要标识物;配有“仙果(菌状灵芝、三足果、桃形果等)”“凤鸟”“药尊”图式者各12例,分别占总量的54.5%;配有“九尾狐”“三足乌”“蟾蜍”“丹药(颗粒状药丸)” 图式者各11例,占总量的50%;配有“羽人”图式10例,占总量的45.5%;配有“白虎”(不含“四神”架构体系中与西王母神话无关联的白虎)图式者4例,占总量的18.2%;配有“仙草(芝草、嘉禾等)”者5例,占总量的22.7%。由此可见,这些物象在镜图中出现的频度高低顺序为:“玉兔捣药” “玉兔”——“仙果”“药尊”“凤鸟”——“九尾狐”“三足乌”“蟾蜍”“丹药”——“羽人”—— “仙草”——“白虎”。
5.“云气纹”作为填衬物象,亦被大量用于西王母仙界构图。22例镜图中,“云气纹”出现次数高达19例,扬州蜀岗新莽墓出土的一例标本,侧身跽坐的西王母则被直接置于云端(图3),可见云气纹也是西王母仙界构成的要件之一。
6.上述西王母图像系统的物象组合,系从22例镜图中综合归纳而出。单独的一幅镜图中,则极少见
到一个完整的西王母图像系统,这是缘于狭促而特殊的构图空间和金属质地铸制技法的局限,汉镜无法像画像石、画像砖、壁画、帛画、漆画等汉画那样,铺陈较大的空间画面较完整地表现西王母神话世界的复杂情节,而只能精选这一丰富神话世界里的少量有典型代表性的“物象”“场景”,在狭小而特殊的空间内作“符号”式的简约组图,以象征性地呈献给观者一个西王母神仙世界场景。
上述统计结论,对判别镜图中的西王母身份特征具有重要的指证作用,如有些镜图中配有侧身跽坐、着宽大袍服的仙人,其形态特征虽酷似西王母,因头部缺少“戴胜”的特定标志,我们很难单独判断它是主神西王母图式,但如果此类“仙人”与“玉兔捣药”组图同区配置,或者即便没有“玉兔捣药”组图,而图像区有九尾狐、三足乌、凤鸟、蟾蜍等系列物象,我们也可以判定其中的侧身跽坐主神,就是西王母本人(图2、图11、图12),阜阳出土B式镜图式中的主神确认为西王母,殆因其故。
四、几类图像的神话学内涵
汉禽兽镜西王母图像系统的物象组合,看似庞杂、松散而随意配置,实则彼此之间在文化内涵与神性功能上是相互关联、融合的,这个神话系统中的神人禽兽主次井然、尊卑有序,共同组成一个具有特定情节场景、承载明晰神话内涵的神仙世界。以下仅对阜阳出土镜图式中涉及到的几类图像试作诠释。
1.戴胜
A式镜(见图1)西王母头部所戴的“胜”,在汉代亦被称作“华胜”,据考可能源出于先秦时期女性纺织所用的“滕”,后渐趋演变成汉代贵妇首饰。早期文献记载中,“胜”是主神西王母最显著的标志性妆饰物。《山海经·西山经》:“西王母其状如人,豹尾虎齿而善啸,蓬发戴胜。《山海经·大荒西经》:“有人戴胜,虎齿,豹尾,穴处,名曰西王母。《山海经·海内西经》:“西王母梯几而戴胜。”可见至少在战国时期,文献中记述的西王母就固定了“戴胜”形态。两汉文献中,主神西王母形象虽有演变,仍以“戴胜”为主要标志。《淮南子·览冥训》:“逮至夏桀之时,主暗晦而不明……西老折胜,黄神啸吟。《史记·司马相如传·大人赋》:“吾乃今目睹西王母,皓然白首,载胜而穴处兮,亦幸有三足乌为之使。”《后汉书·张衡传·思玄赋》:“聘王母于银合兮,羞玉艺以疗饥。戴胜越其既欢兮,又消余之行迟。”至东汉晚期,“胜”亦作为预示王者有德的祥瑞出现,山东嘉祥武梁祠画像石刻画的“胜”形祥瑞图旁,还有“玉胜,王者……则至”的榜题,其内涵显与王者的尊显身份关联。西王母是汉代神仙世界至高无上的主宰者,是众仙之王,“戴胜”作为妆饰的标志物,符合其王者的身份特征。
两汉禽兽镜流行的西王母“胜”纹,形构大体雷同,多为一横梁两端对称配置膨大长方形、束腰纺锤形、椭圆状图式,简约置于西王母头顶部(见图13-图22)。
图13 日本松本清张氏藏汉西王母禽兽镜线图(局部)
图14 中拍国际2011秋拍私藏东汉西王母禽兽镜线图(局部)
图15 安徽寿县出土东汉西王母禽兽镜线图(局部)
图16 朝鲜平壤石岩里墓葬出土新莽西王母禽兽镜线图(局部)
图17 上海泓盛2011秋拍私藏东汉西王母禽兽镜线图(局部)
图18 北京祥云轩2011秋拍私藏东汉西王母禽兽镜线图(局部)
图19 《古镜今照》收录周胜私藏东汉西王母禽兽镜线图(局部)
图20 北京瀚海2011秋拍东汉西王母禽兽镜线图(局部)
图21 日本宁乐美术馆藏汉西王母禽兽镜线图(局部)
图22 陈介棋藏东汉西王母禽兽镜线图(局部)
图23 瑞典王室藏汉西王母禽兽镜线图(局部)
2.玉兔、玉兔捣药
A式镜配置“玉兔捣药”图式,与主神西王母掌管不死药的神性功能相关。汉代社会狂热信仰与崇拜西王母的要因,在于她掌握“不死之药”、能够让世人实现升仙不死的愿望。而这个神话中为主神西王母捣炼不死药者,正是神奇的玉兔,汉乐府诗《董逃行》:“采取神药若木端,白兔长跪捣药虾蟆丸……服此药可得神仙。”由此人们还认为兔子是预示长寿、敬老的祥瑞,《抱朴子·内篇》:“虎及鹿兔,皆寿千岁,寿满五百岁者,其毛色白。”《艺文类聚》引《孙氏瑞应图》:“王者恩加者老,则白兔见。”禽兽镜中流行西王母与玉免捣药组合的图式,就是当时西王母神话内容的反映,“玉兔捣药”作为一类符号频繁出现在汉画西王母神的旁侧,两者构成'制药、取药、用药”的生动情节场景,意在表达西王母具有制作、掌控、支配“不死药”的神异功能。
除A式镜中玉兔躯体后仰、不持杵捣药的图式外,两汉禽兽镜中还流行玉兔踞蹲(见图15)、坐(见图17、图19)、前倾站立(见图18)等持杵捣药图式。
3.凤鸟、西王母饲凤
西王母饲凤图式见于前文B式镜中(见图2),此外日本宁乐美术馆藏镜中亦见此类图像(见图21)。早期神话中,凤鸟是不死神鸟,以长生仙果“琅玕”为食,《艺文类聚》引《庄子》:“南方有鸟,其名为凤……,以璎琳琅玕为食”。《说文》:“琅玕,似珠者。”《山海经·海外南经》载西王母所居昆仑山赤水上有三株树,“其为树如柏,叶皆为珠”,也是长生不死之物。B式镜镜图中出现西王母手持圆颗粒果饲凤,表现的就是此类神话场景。“西王母饲凤”图式不仅在镜图中出现,在其他汉画材料中也很流行。凤鸟还是西王母仙界守护昆仑天阙的神鸟,汉画材料中凤鸟配置在天界双阙之上的图式习见,可见其与西王母神仙世界关系密切。缘于具备自由飞升仙界、交通人神的功能,凤鸟还常作为得道之人乘骑升仙的工具或导从出现,《楚辞·离骚》:“吾令凤鸟飞腾兮,继之以日夜。”《春秋命历序》:“(皇谈)锐头日角,驾六凤凰,出地衡。”
4.九尾狐、三足乌
B式镜画纹带缘配置的神禽异兽中有九尾狐、三足乌图式,早期的神兽九尾狐记载见于《山海经南山经》:“有兽焉,其状如狐而九尾,其音如婴儿,能食人,食者不蛊。”汉代九尾狐是西王母仙界常见的神物,具有预示其赐福人间、令世人子孙繁盛家族兴旺的作用,因此镜图中的九尾狐多与主神西王母伴出。古代“尾”是天象东方七宿的尾宿,由九颗小星组成,《史记·天官书》:“尾为九子。”《索隐》:“未均云:属后宫场,故得兼子。子必九者,取尾有九星也。”故九尾狐被认为是子孙繁息兴旺的征兆。此外,九尾狐也常作祥瑞之兆出现,王褒《四子讲德论》:“昔文王应九尾狐而东夷归周。”《白虎通》《孝经援神契》记有“德至鸟兽,则尾九狐”
汉代神话中,三足乌是西王母役使的取食鸟。《史记·司马相如·大人赋》:“吾乃今目睹西王母,皓然白首,载胜而穴处兮,亦幸有三足乌为之使。”注云:“三足乌,青鸟也,主为西王母取食,在昆墟之北。”汉镜西王母图像系统中出现三足乌,与文献记载相合。此外,三足乌在镜图中有时也是祥瑞征兆,且多数情况下与九尾狐成对出现。
两汉西王母禽兽镜中的九尾狐图式丰富多变,其显著的共性特征,主要表现在分岔的“九尾”上(见图11、图19、图20);三足乌图像则以禽鸟有简约“三足”为显著特征(见图11、图14、图19)。
5.羽人饲龙、羽人饲鹿
B式镜主纹区配置的“羽人饲龙”,羽人屈体前倾,昂首引颈回望,一手上举、一手作持灵芝的饲龙状。龙是神仙传说中的仙人乘骑,《山海经》《大戴礼记》多处记神人骑龙出行,《史记·封禅书》记有黄帝乘龙升天的传说。汉代人迷信以龙、虎作乘骑,可以进入西王母仙界完成升天成仙的愿望,《焦氏易林》:“驾龙骑虎,周遍天下,为人所使,见西王母,不忧不殆。”此类图式出现在西王母神话镜图中,是汉代人迷信“服食升仙说”的物化映证。
鹿是仙界长寿灵物,《艺文类聚》转引《抱朴子》:“鹿寿千岁,满五百岁则色白。”B式镜画纹带缘中出现“羽人持丹丸(不死药)饲鹿”组图,也是汉代社会迷信通过服食不死药可以实现升天成仙愿望的反映。缘于鹿具备擅长疾驰、可以自由出入人神世界而长寿不死的奇异功能,汉代神话中还常作得道之人升仙的乘骑出现,《穆天子传》:“天子西升于阳……乃驾鹿以游于山上。”《乐府诗集·飞龙篇》:“乘彼白鹿,手翳(yì)芝草。”《仙赋》:“观仓川而升天门,驰白鹿而从麒麟。汉镜中亦见“崔文王侨骑鹿行”之类的铭辞。
6.白虎、蟾蜍、怪熊
B式镜组图中有白虎图像。白虎与西王母神话关系密切,文献记载的西王母早期形象,便具有虎的某些特征和生活习性。汉代神话中,白虎是位居西方的神兽,常作为西王母的侍神或乘骑陪伴其左右,因此镜图西王母神仙系统中常见白虎出现,此外镜图中的白虎还扮演“导引”世俗之人升天成仙使者的角色。既然白虎能够自由出人西王母仙界,在汉人构筑的神话世界里,便自然可以演变成仙人乘骑出游、往来天地之间的工具,《楚辞·哀时命》:“使枭杨先导兮白虎为之前后。”贾谊《惜誓》:“苍龙蚴(yòu)虬(qiú)于左骖(cān)兮,白虎骋而为右啡。”河南南阳出土的汉画像石图式中,还有得道之人骑虎升仙的生动画面。两汉禽兽镜中,白虎多近于写实,部分图像躯体、尾部的比例有变异或生有羽翼(见图7)。
体态肥硕的团状蟾蜍,也具备生命可以无限延长与再生的神性,《玄中记》:“蟾蜍头生角,得而食之,寿千岁。”《抱朴子·内篇》:“肉芝者,谓万岁蟾蜍,头上有角……(食之)令人寿四万岁。”汉代神话将蟾蜍冬眠的生物学习性赋予了“生命轮回”“死而复生”神性,进而认为蟾蜍与“不死药”密切关联,甚至蟾蜍本身就是不死药、食之可以得道升仙。汉乐府诗:“采取神药若木端,白兔长跪捣药虾蟆丸。”有些镜图中还配置有“蟾蜍举盘献灵芝或丹药”图式。汉画中的蟾蜍常常被刻画成长须、短角、短尾或兽体形的怪异图式,大约是表示其具备神性,自然要异于世俗社会里的常态同类物。西王母禽兽镜中的蟾蜍图像,还见于江苏丹阳铜镜青瓷博物馆藏镜(见图6)、《古镜今照收录周胜私藏镜构图中(见图19 )
A式镜中有怪熊的图像,此类图式还见于江苏宜兴宗彬斌私藏镜(见图8)、杨斌骅私藏镜(见图10)、安徽寿县博物馆藏镜(图12)。熊在汉镜神仙世界中常见,具有生命延长与化生的神性,《山海经·中山经》:“熊山,有穴焉。熊之穴,恒出神人。”《抱朴子·玉策篇》:“熊寿五百岁者,则能变化。”镜图中的熊有多种怪异形象,亦标识其神性异于常态的同类物。此外熊在汉代还常作为预示王者清明的祥瑞出现,《孝经援神契》:“赤熊见则奸佞自远。”武梁祠画像题铭:“赤黑,仁奸明则至。”熊的生命力旺盛、力大勇武、刚猛强悍,既是抵御凶邪的祥兽,也是汉代男性生殖崇拜的首选象征物。
7.云气纹、蝙蝠纹
B式镜画纹带缘图式中,配置有多组被变形成装饰图案的蝙蝠纹。蝙蝠作有翼鼠形,擅长夜间飞翔,神秘而多变,古有“服(伏)翼”之称,《尔雅》:“蝙蝠服《艺文类聚》转引《玄中记》:“百岁伏翼,色赤,止则倒悬。千岁伏翼,色白,得食者,寿万岁。由此,古代的蝙蝠又有“仙鼠”的别称,《太平御览》引《古今注》:“蝙蝠,一名仙鼠,一名飞鼠,五百岁则色白而脑重……食之成仙。”可见古人对蝙蝠赋予了“不死药”的神性,食之即可升仙永生。汉镜画纹带缘中大量配置蝙蝠纹图案,承载的亦是与神仙信仰以及升仙不死思想相关的内涵。汉代神仙世界里,“云气”也是仙人生存、活动必不可少的介质,汉镜仙界构图习用云气纹作填衬图像(见图2、图3、图5),不赘述。
8.灵芝、仙草、丹药
A、B式镜图中,有西王母羽人、神兽持灵芝、仙草、丹药的图式,其中的圆珠状颗粒,如为凤鸟所食,可能是文献中所称的“琅玕”,如为其他仙禽神兽所食,则可能是仙界炼制的“丹药”。此类镜图中另见神人或神禽异兽所持的“三株果”、折枝花卉、有两托叶的“桃状物”等,也应是汉代神仙说中的“三株树”、灵芝草、“仙之类的不死药,“灵芝”见于桃”《尔雅》:“芝,瑞草名也,一岁”《说文》:“芝,神草三华。也。”《论衡》:“芝草一年三华,食之令人眉寿庆世,盖仙人所食。”张衡《思玄赋》:“聘王母于银台兮,羞玉芝以疗饥。”汉乐府诗《善哉行》:“经历名山,芝草翻翻,仙人王乔,奉药一丸。镜图中大量出现这些表现仙人世界“不死药”的场景,均与西汉晚期以来社会上流行神仙信仰与升仙不死说的背景相关。
两汉西王母禽兽镜中,配置的灵芝、仙草、丹药图像十分丰富,其中以填衬图像出现最为常见(见图17、图20-图23)
五、兴衰演变的年代与流播地域
前文所见两汉西王母禽兽镜,形制、图式、铭文各有变化,如表二所示。
表二 汉代西王母禽兽镜形制、铭文比较
上表22枚例镜中,有17枚为禽兽博局纹镜,占总量的77.3%,可知两汉禽兽镜中的西王母图像系统,主要出现在禽兽博局纹镜中,而禽兽博局纹镜流行的年代在西汉晚期至东汉前期。22枚例镜中,另有四乳四虺镜1枚 、四乳禽兽镜(非博局纹)2枚、多乳禽兽镜2枚,其中填衬有“四神”纹的四乳四虺镜及四乳禽兽镜,主要流行于西汉晚期至东汉早期,多乳禽兽镜则主要流行于东汉中晚期。据此,可知西王母禽兽镜应主要流行于西汉晚期至东汉中期,其中以新莽前后最为盛行,东汉中期以后渐趋式微。
上表例镜,根据镜图构成的差异可大体分作三组。
Ⅰ组:典型例镜4枚。
a、宜兴私藏四乳四虺镜(图9)。主纹区四乳四分区组图,每区置一组硕大虺纹,虺纹下或周围间隙填衬“四神”纹及西王母、玉兔、九尾狐、三足乌、凤鸟等纹饰。
图24 西汉四乳西王母禽兽博局纹镜(江苏仪征胥浦镇先进村汉墓出土)
b、仪征汉墓出土四乳禽兽博局纹镜(图24)。主纹区置四乳禽兽博局纹,禽兽纹主要有西王母、玉兔捣药、九尾狐、三足乌、羽人持献丹丸与仙草、蟾蜍等。
c、仪征汉墓出土四乳禽兽博局纹镜(图4)。主纹区置四乳禽兽博局纹,禽兽纹主要有西王母、玉兔捣药、三足乌、羽人、凤鸟、丹药、仙果云气等。
d、宜兴私藏四乳禽兽镜(图10)。主纹区四乳四分区组图,四区禽兽纹主要有西王母、玉兔捣药、羽人持仙果(草)、白虎、蟾蜍、凤鸟、九尾狐、熊、云气纹等。
上述4枚例镜,Ⅰa式镜具有西汉晚期镜特征,镜图中的西王母图像系统仅作为“填衬物象”出现,形体小而简约,表明此镜构图中虽融入了西王母神话内容,却未能处于核心、主导地位,应系目前所见年代最早的西王母禽兽镜标本;Ⅰb式镜出土于西汉晚期墓葬,镜图中西王母及其物象系统不仅俱全,且形构大而清晰,已经位居主纹区成为“核心图像”;Ⅰc式镜同样属于出土器,年代及图像组合特征与Ⅰb式镜基本雷同;Ⅰd式镜为宜兴私藏,比较其形制与图像组合特征,亦属于典型的西汉晚期镜,镜图中的西王母物象系统配组配位特征,与Ⅰb式、Ⅰc式镜类似。
据此,可看出西汉晚期西王母禽兽纹镜典型的组图特征:
1.西王母多与玉兔捣药、九尾狐、三足乌、羽人、凤鸟、蟾蜍等共同组合成一个较为稳定的图像系统。
2.西王母均为头部戴胜、着宽大袍服、侧身跽坐图式。
3.西王母图像系统内的物象,基本分布于整幅镜图中,除Ⅰa式镜外,其余例镜中的西王母在图像系统中均处于“核心地位”。
Ⅱ组:典型例镜4枚,形制与图像组合特征如下。
图25 新莽四乳西王母禽兽博局纹镜(徐良国私藏)
a、宜兴私藏四乳禽兽博局纹镜(图25)。主纹区四乳四分区组图,四区分别配置禽兽博局纹,禽兽纹主要有西王母、白虎、羽人饲龙、瑞兽等。
图26 新莽八乳西王母禽兽博局纹镜(江苏宜兴宗彬斌私藏)
b、宜兴私藏八乳禽兽博局纹镜(图26)。主纹区内置八乳禽兽博局纹,禽兽纹主要有西王母饲九尾狐、羽人饲禽鸟等。
c、中国国家博物馆藏“始建国二年”铭四乳禽兽博局纹镜(图5)。主纹区置四乳禽兽简化博局纹,四区禽兽纹分别为西王母配玉兔捣药、两羽人骑独角兽、凤鸟配独角兽、神兽。主纹区外置一周“始建国二年……”铭文圈带。
d、扬州蜀岗新莽墓出土博局禽兽镜(图3)。主纹区置四乳博局禽兽纹,四区禽兽主纹分别为西王母与玉兔献药、羽人戏凤鸟、独角羊与长尾兽、三足兽与长尾鼠,主纹间隙填衬云气纹。
以上4枚例镜中均缺少完整的西王母图像系统,Ⅱa式镜中仅有一区配置“西王母与白虎”图式,其余三区图像与西王母神话内涵无直接关联;Ⅱb式镜中仅有一区配置 “西王母饲九尾狐”图式,其余图像区与西王母神话无关联;Ⅱc、 Ⅱd式镜中,均仅有一区配置“西王母与玉兔捣药”图式,其余图像区与西王母神话无关联。
据此,可看出新莽时期西王母禽兽纹镜组图的主要特征:
1.镜图中完整的西王母图像系统渐趋简化,西王母与玉兔捣药、九尾狐、三足乌、凤鸟、白虎、蟾蜍等同配一幅镜图内的现象基本不存。
2.西王母组图仅占整幅镜图空间的四分之一,且多与传统图像系统内的一种神人或禽兽配组,在镜图内的“核心地位”趋于淡化。
3.着宽大袍服、戴胜、侧身跽坐仍是西王母图式的典型特征。
Ⅲ组:典型例镜6枚,形制与图像组合特征如下。
a、阜阳郭韩庄汉墓出土四乳禽兽博局纹镜,见前文介绍(图1)。
b、阜阳赵王庄汉墓出土四乳禽兽博局纹镜,见前文介绍(图2)。
c、宜兴私藏四乳禽兽博局纹镜(图8)。主纹区置四乳禽兽博局纹,四区禽兽纹分别为西王母与玉兔捣药、两组鸟衔鱼、熊与鹿、羽人与瑞兽。
图27 东汉“桼言之纪”铭五乳西王母禽兽纹镜(江苏宜兴陆旭春私藏)
d、宜兴私藏五乳禽兽纹镜(图27)。主纹区五乳五分区组图,分别配组西王母与羽人、羽人饲龙、玄武与独角长尾蟾蜍、白虎与长尾兽、凤鸟与两戏兽。主纹区外置一周“桼言之纪从镜始……”铭文圈带,画纹带缘。
e、寿县汉墓出土七乳禽兽纹镜(图12)。主纹区七乳七分区组图,七组禽兽纹分别为西王母与玉兔捣药、熊与鹿、羽人饲兽、两奔马、蟾蜍饲雀鸟、羽人骑鹿、熊搏牛。
f、故宫博物院藏禽兽博局镜(图11)。主纹区四分区组图,分别配置西王母图像系统、羽人射虎、羽人乘玄武驾鹤出游、羽人驾鱼出游。
以上例镜,Ⅲa式镜四分区组图,缺少完整的西王母图像系统,仅在四分之一图像区配置“西王母与玉兔捣药”图式,西王母戴胜,体作“兽首人身”型;Ⅲb式镜主纹区四分区组图,仅有四分之一图像区配置“西王母饲凤鸟”图式,但镜缘画纹带中配置有九尾狐、三足乌图像;Ⅲc式镜四分区组图,仅在四分之一图像区配置“西王母与玉兔捣药”图式;Ⅲd式镜五分区组图,仅在其中一区配置“西王母与舞蹈侍神”图式;Ⅲe式镜七分区组图,其中一区配置“西王母与玉兔捣药”图式,西王母不戴胜,为“人兽合体”形态;Ⅲf式镜四分区组图,其中一区配置西王母、玉兔捣药、九尾狐、三足乌、神树、凤鸟等,构成一类较罕见的西王母图像系统模式。西王母虽着宽袍侧身跽坐,但头部不戴胜。
据此,可大体归纳出东汉之际西王母禽兽镜图像的主要特征:
1.西王母形象有“戴胜”“不戴胜”两类,既有“世俗贵妇型”的图式、也有“兽首人身型”的例证 。
2.镜图中西王母图像系统的配置活泼多变,其中以“简化型”图式最流行,亦见“完整型”和主纹区、镜缘画纹带区“分散型”配置的例证。
3.多乳禽兽镜图式中的西王母组图更趋于简约而“符号化”,西王母作为镜图“核心图像”的地位消逝。
比较以上三组典型例镜,可对两汉时期此类镜兴衰演变特征总结如下:西王母禽兽纹镜兴起于西汉中期以后,主要流行于西汉晚期至东汉早中期,其中以新莽时期最盛,东汉中期以后渐趋式微。西汉晚期西王母禽兽镜组图,主神西王母均侧身跽坐、着宽袍戴胜,与玉兔捣药、九尾狐、三足乌、蟾蜍、凤鸟、羽人、白虎、仙果、丹丸、药尊等共同配组构成一个图像系统,并在镜图中居于核心地位。新莽前后此类镜图式开始发生变化,主神西王母虽仍保持宽袍戴胜、侧身跽坐的形象,但早期完整的神话图像系统已开始简化省隐、肢解离散,多以西王母配置一种神人侍者或禽兽的“简化型”模式出现,所占据的镜图空间位置亦多限定在整幅镜图的四分之一范围。东汉早、中期此类镜西王母组图则进一步简约、异化,既流行“简化型”西王母图像系统模式,亦见少量的“完整型”图像系统模式,同时西王母组图在整幅镜图中所占的空间比例渐趋收缩。延至东汉中晚期的多乳禽兽镜中,西王母组图所占的空间不仅进一步被压缩,其形象也开始向着头部“不戴胜”、面部五官省隐模糊的趋势嬗变,表明此期镜图中传统意义上的西王母主神的“核心地位”已渐趋消逝。
两汉时期西王母禽兽镜的流播地域,从本文统计的20余枚标本看(表二),这些例镜集中出现在江苏扬州、宜兴和安徽六安、阜阳地区,其中以宜兴、仪征所见例镜的年代最早。如果以上地域为此类镜的发源地与流播中心,则这个区域恰好位于西汉诸侯王国所在的关东地区,其具体位置大致在西汉淮南国、吴国故地之临近淮河流域范围。汉代关东诸侯王国所在的淮河流域及其附近地区,自先秦以来就神仙巫术发达,从目前所见画像材料看,两汉之际西王母神话传说在这一地区空前流播。《汉书·哀帝纪》《汉书·五行志》所记西汉末曾发生过席卷全国的大规模祭祀西王母的流民运动,这个运动即肇始于关东地区,并遍行关东二十六个郡国后向西传至京师地区。日本学者冈村秀典考证认为此次遍布西汉全国的祭拜西王母狂潮,即源出于淮河流域地区,如果这个结论无误,考虑西王母禽兽镜发源地、流播地区、兴衰时段的具体情况,或可将西汉末至东汉初年的上述全国性民间祭拜西王母运动的发源地,推定在吴国与淮南王国故地区域内。
六、余论
1.西王母神话传说在我国古代源远流长,两汉时期,神仙信仰与升仙不死说、阴阳五行说、谶纬思想、原始道教信仰等社会思想的影响改造,使西王母神话与西王母形象发生了复杂演变。西汉晚期以来,汉室衰微、宦官外戚专权、皇权角逐更易、自然灾害频发、土地剧烈兼并等社会现象,导致政局动荡不安、社会信仰危机、人民流离失所,灾难与死亡的恐慌时刻威胁着世人的安全,人们十分渴望得到西王母神的庇护与赐福,以求得在现实世界中或精神家园里解除灾难与痛苦,由此推动了西王母信仰崇拜之风空前炽盛,并在同时代物质文化载体中留下烙印,禽兽镜图式中出现西王母神话内容,是上述社会背景下的产物。
2.汉代神人禽兽镜中的西王母图像虽远不及神人神兽镜、神人画像镜中的同类图像出现频度高,却在两汉人物镜的形成与演变过程中有着特殊的重要意义,在此之前,汉镜中也有人物图像出现,如禽兽镜中习见的“羽人”“人面兽”“人面鸟”等,但这些怪异 “人物”的形态,多作尖首长耳的兽体型或禽鸟状,有的不仅体被羽翼,还有卷曲的长尾,因而它们还不能视为完整意义上的“人”形,准确地描述应归入“半人半兽(禽)”“人兽(禽)合体”型,属于镜图物象中由“禽兽”向“人物”演变的一类过渡形态。而汉神人禽兽镜中的西王母图像,自一出现就是着宽袍、头戴胜、侧身跽坐的完整人物形态,与汉代世俗生活中贵妇的形构、发式、服饰完全相同,此前镜图中“人兽(禽)合体”式的人物造型特征完全消逝。此后,汉镜图式中无论是刻画“仙人”、还是表现现实生活中的“俗人”,都延续了这种构图特征,由此,可以认为神人禽兽镜中的西王母造型,开启了汉代人物镜中人物图像“世俗化”演变的先河,在两汉人物镜发展演变过程中有着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
3.就阜阳所处的淮河流域而言,东汉中晚期这一地域画像镜、神兽镜中西王母神话题材十分流行,如著录中常见的所谓北方地区西王母画像镜,多半源出或流播于淮河流域。阜阳地区出土的两例西王母禽兽镜,A式镜的年代约在东汉早期,B式镜的年代约在东汉中期,两枚镜镜图承载的神话题材,与稍晚之际出现的画像镜、神兽镜中的同类题材在年代上显然应有前承后续的关联,两者表现形式有异,神性内涵雷同。
【作者:杨玉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