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章怀太子墓出土铜镜谈隋唐瑞兽镜的纹饰与版式

伯寻

瑞兽镜是隋唐铜镜中为数不多能贯穿始终的镜类，对于认识隋唐铜镜的起步、探索和发展具有特殊意义。过往以镜背纹饰主题（“纹样”）为依据的类型分析中，它们常常被划入“神兽镜”“瑞兽镜”“瑞兽葡萄镜”或“兽纹镜”等中讨论。本文尝试一种有别于此、主要着眼于镜体本身及镜背装饰空间（暂称之为“款式”）的新方法，藉此不仅能更为清晰地梳理出隋唐瑞兽镜的演变脉络，而且对认识隋唐铜镜的整体发展也有所裨益。这一观察从章怀太子墓出土的一面铜镜开始。

图1 章怀太子墓出土铜镜

一、章怀太子墓出土铜镜

章怀太子墓为双室砖墓，在前甬道末端的前室入口处发现铜镜一面，1972年发表的简报的文字部分对此没有提及，只在平、剖面图中作了标注。该墓早年被盗，且受扰严重，这面铜镜恐怕已失原位。之后，朱捷元、刘向阳等对该镜作了专门介绍。镜呈圆形，内区为四方布置的二鸾二兽，间以石榴状的花饰；中区为铭文带，铭云： “鉴若止水，光如电耀。仙客来磨，灵妃往照。鸾翔凤舞，龙腾麟跳。写态征神，凝兹巧笑”；外区，为多组鸟兽相间排列的花纹带；径24.5厘米，厚1.6厘米，重4100克（图1）。如果将图文相对照，该镜内区纹饰中振翅的二鸾、奔跑的二兽与镜铭中的“鸾翔凤舞，龙腾麟跳”似乎能呼应。这种镜铭与纹饰相合的现象在隋唐铜镜中非常罕见，再加上唐代贵族墓多已被盗扰，出土铜镜者极少，所以章怀镜受到了学界的格外关注。沈睿文认为，从“仙客来磨，灵妃往照”句看，该镜是专门为章怀太子妃房氏而作，以到另一个世界使用的。

图2 《唐镜大观》收录铜镜

图3 济南市博物馆藏镜

文明元年（684），31岁的李贤客死巴州，次年追赠为雍王，先葬巴州化城县，神龙二年（706）以雍王礼迁葬乾陵，景云二年（711）四月十九日追赠为章怀太子，同年六月十六日妃清河房氏薨于长安，年54岁，十月十九日“窆于太子之旧茔”。章怀镜当然有可能是房氏下葬时才置入，属房氏的随身之物，但不太可能是专门制作，因为它并非孤品。《唐镜大观》收录的一面与章怀镜几乎完全相同（图2）。济南市博物馆收藏的一面，除了中区不带铭文外，其他几乎也与章怀镜相同，径24.3厘米，厚1.5厘米，重3800克（图3）。另外，日本千石唯司藏有与之相似的一面，内区纹饰、铭文相同，只是镜背空间布局上存在一些差异，径20.4厘米（图4）。不仅如此，“仙客”和“灵妃”还见于其他镜铭，如“出明仙客，疑照灵妃”。常见的“仙人累莹，玉女时窥”铭的含义也与之基本相同。总之，章怀镜只是当时所流通铜镜的一种，并非特制，但该镜倒有可能是为房氏特别“选择”的。因为与同时期墓葬所见的其他铜镜相比，这种采用圆形重圈布局、双线方框外布列鸾兽，中区设置铭文带的铜镜显得颇为“古朴”。

图4 日本千石唯司藏镜

章怀镜下葬的时间当在神龙二年（706）或景云二年（711）。目前所见属706年至711年，且出土有铜镜的其他墓葬共11座，出土铜镜14面（表1）。表中可见菱形镜7面（图5）、圆形镜6面、不详1面；瑞兽葡萄镜4面、瑞兽葡萄纹金（银）背镜3面、鸾兽花枝镜3面，雀绕花枝镜、四鸟纹镜和素面镜各1面，不详1面。显然，菱式外形，葡萄纹和花鸟纹此时十分流行。从隋唐瑞兽镜的整体发展看，章怀镜采用的鸾兽“纹样”虽已具盛唐风格，但该镜的“款式”仍属初唐“瑞兽镜”的范畴。

图5 神龙二年（706）阎识微墓出土铜镜

表1 706年至711年墓葬出土铜镜统计表

二、隋唐瑞兽镜的五种款式

隋唐时期主要流行五种款式的瑞兽镜，其年代先后及相互间的传承关系颇为清楚，章怀镜即脱胎于其中的第三款镜。

第一款：北朝式

这一款镜出现时间最早，流行的年代为隋代至七世纪的唐代。因其渊源当在北朝，暂称为“北朝式”。目前见于大业四年（608）苏统师墓、永徽三年（652）董僧利墓和上元三年（676）丁彻墓等。镜为圆形钮，联珠纹钮座，主纹为浅浮雕式的四兽云气纹，镜面平弧，径13.7厘米至14.9厘米。咸亨三年（672）牛弘满墓出土镜未见图片，描述为“铸有四兽云气，周饰以缠枝花草”，可能也属此款。

与此风格相类，但未施瑞兽纹的有开皇三年（583）刘伟墓出土的四叶纹“光正”铭镜、开皇九年（589）宋忻墓出土的四神镜、大业七年（607）张 墓出土的缠枝十二生肖“光正”铭镜、大业八年（608）李静训墓出土的缠枝十二生肖镜、咸亨二年（671）向文积墓出土的四神十二生肖镜和如意元年（692）郭行墓出土的缠枝十二生肖镜等。

第一款镜及相关镜的体量一般不大，直径多在13厘米至20厘米，重量多为500克上下。陕西历史博物馆公布的11面，径13.5厘米至18.2厘米，重145克至650克。在流布范围上，这款镜主要见于隋唐两京及其附近地区所在省份，以陕西、河南两地最为多见。

第二款：隋式

该款镜目前始见于隋大业年间（605-618），应属隋代新创立的镜式，故称“隋式”。整体特点是镜体趋厚，内、外区之间界以高凸线圈，纹饰凹凸更为明显，镜面趋平直，内区为瑞兽纹，外区多为铭文带，可如大业七年（611）田德元墓出土的“窥妆”铭镜、贞观十四年（640）郑乾意墓出土的“暎花”铭镜、龙朔元年（661）许夫人墓出土的“赏得”铭镜、乾封元年（666）薛元嘏墓出土的 “暎花”铭镜和咸亨元年（670）孙建墓出土的瑞兽铭文镜等。

这一款镜创制的年代颇值得思考，有三则材料可注意。其一是仁寿元年（601）元威墓出土的“永和元年”铭镜。该镜的纹饰和铭文有明显的汉式镜风格，简报录铭为：“永和元年三月壬午  敕勒尚/方擅造时监□传庾（？）后/师匠十有一人即以其年五月五日铸之”。简报作者认为，镜铭中的“永和”当为东汉顺帝之“永和” （136-141），该镜是一面仿汉镜。但笔者认为，这面铜镜可能包含了隋代铸镜匠人创制新镜的一些信息。永和镜保留了很多汉晋四神镜的特征，比如扁平状的四神形态、地纹的样式、四隅的四叶纹、镜铭的内容以及平弧的镜面等，但整体上已与隋唐典型的四神或瑞兽铭文镜非常接近。由此似乎可以推测，约仁寿年间（601-604）有可能就是隋代在“汉镜”基础上创制“新镜”的时期。其二是西安东郊郭家滩第646号隋墓出土的方形瑞兽“杨府”铭镜，铭云：“杨府可则，盘龙斯铸”等。其中的“杨府”当指扬州。该镜无论纹饰风格，还是铭文内容，都与永和镜有明显不同。这或者表明，在“新镜”的创制过程中，扬州是其产地之一。其三是湖南长沙赤岗冲唐墓M2出土的瑞兽十二生肖镜。该镜的镜背分区与第一款镜很相似，应该是在其基础上的新发展。

另据笔者观察，第二款镜的数量、分布范围都要明显大于第一款镜，出土地明确的几乎见于全国各地。该款镜虽然在外形、镜背布局、纹饰内容和铭文布置上尚未完全摆脱汉式镜的“框架”，但在镜体塑造、纹饰风格和铭文内容等方面已完全不同。因目前尚未有明确早于仁寿年间的材料，所以笔者颇怀疑这款镜是隋灭陈前后的新制镜，是隋唐铸镜业走上正轨的标志，可以视为是隋唐铜镜在汉式镜基础上转型、发展的起点。

第三款：初唐式

该款镜的镜背可分为内、中、外三区，内区饰瑞兽，中区为铭文带，外区为花纹或十二生肖纹带；直径多在20厘米至30厘米；整体十分厚重，重量多在2000克以上，制作颇精。目前的纪年材料只有洛阳龙门上元三年（676）墓出土镜一例，无纪年材料则有广西钦州初唐墓M5出土镜。内区为四神的纪年材料则相对较多，《宣和博古图》著录有“武德五年”（622）扬州贡镜，约贞观二十年（646）窦皦墓和贞观二十一年（647）崔大义墓均有出土。因目前所见此类镜，年代明确者早不过初唐，明确的隋墓中又缺乏如此体量和工艺水平的铜镜，再参考武德五年扬州贡镜，笔者认为它们有可能是王朝更替后出现的新款瑞兽镜，其创制或许仍与扬州有关，年代则应为初唐，而非隋代初唐。章怀镜即是由此款镜发展而来，此类镜可视为隋代初唐瑞兽镜发展的尾声。

第四款：盛唐式

即瑞兽葡萄镜。该款镜大约出现于贞观（627-649）、永徽（650-655）之际。目前的纪年墓葬集中在麟德元年（664）至开元十年（722）区间内，其流行的年代十分清楚。学界对葡萄镜的讨论已很多，这里不再展开。笔者想指出的是，两类常见的葡萄镜实际上即是由第二、三款瑞兽镜发展而来。早期瑞兽葡萄镜与第二款镜非常相似，其典型的特征是内、外区之间的界格纹和镜缘的锯齿纹，如麟德二年（665）刘宝墓所出者。七世纪末叶的葡萄镜已很成熟，如万岁通天二年（697）姚无陂墓所出者。由第三款瑞兽镜发展而来的葡萄镜可如大历二年（767）牛子珍墓所出者，内、外区间仍保留了第三款镜的中区设置，其外区的鸟兽恰为十二只恐怕也不只是巧合。

第五款：晚唐式

这是一款小型瑞兽镜，径多在10厘米内，一般为圆形，也见有方或葵形，镜背不作分区，其主体装饰相当于“截取”了第二、三款瑞兽镜的内区纹饰，可对比陕西泾阳县鋬村出土镜和咸通十年（869）李梲墓出土镜。两镜直径分别为12厘米、7.2厘米。山西大同振华南街晚唐墓出土的一面还有人物纹样。属九世纪上半叶的印尼黑石号沉船出水了一面方形镜。该款镜可延至五代十国时期。浙江东阳中兴寺塔也有出土，径7厘米。该塔始建于建隆元年（960），三年（962）建成。值得注意的是，此款镜还不乏葡萄镜，如西安东郊韩森寨出土的一面，径9.4厘米，重210克。该镜很明显是对第四款镜内区纹饰的“截取”。

结语

隋唐铜镜多样的外形、眼花缭乱的纹样及其变化常常令分类者不知所措，致使传统类型的划分越来越多，越分越细。作为“纹样”所依附的“款式”一直都不是铜镜类型学分析时考察的要素。实际上， “款式”具备很强的稳定性，可以“跨越”或“涵盖”不同的“纹样”，更能反映铜镜设计的整体特征及其宏观变化。虽然以上关于五款瑞兽镜最早出现年代的推断未必全都准确，但它们流行年代的先后，以及相互之间的传承关系则应无可疑。从中可见，隋开皇年间流行的瑞兽镜是北朝瑞兽镜发展的余绪。如果再结合此间汉式古镜、铁镜等的发现，基本可以认为这一时期几无“新镜”问世。约仁寿年间，第二款镜的创制标志着隋唐铸镜业的正式起步。入唐后流行的第三款镜则是隋唐时期改造、发展汉式瑞兽镜的巅峰之作。贞观、永徽之际，以第二、三款瑞兽镜为基础演变出的瑞兽葡萄镜（第四款镜）是极具唐代特色的瑞兽镜，它还催生出了鸾兽花枝镜、雀绕花枝镜等诸多镜类，实为由汉式“瑞兽”向唐式“花鸟”演变过程中的“桥梁”。从八世纪后半叶开始，“铜荒”问题渐显，铜镜设计的“装饰”意味渐淡，最大的变化是镜体趋轻薄，纹样或省略，或疏朗、扁平化。时至晚唐，铜镜设计开始显现创新的乏力，“仿造”汉式古镜以及隋代和唐代早期流行的镜类，成为应对策略之一。第五款镜这种 “截取”式的仿造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之一。
【作者：陈灿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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