铜镜上的古代科举制度文化

伯寻

铜镜工艺是中国古代最具代表性的工艺之一。铜镜既有很强的实用价值，是古人居家生活的必备物品，也有着独特的艺术价值。根据不同的标准，出发点不同，观察的角度不一样，对铜镜的研究分期不一样。其中，从科举文化的角度对其进行分期是一种新颖的尝试分期。在中国漫长的历史进程中，科举制度占据着非常重要的地位，深刻地影响了中国的历史，科举文化更体现在中国文化的各个层面，相应的，铜镜工艺也受到了科举文化的影响，其中最为典型的便是铜镜纹饰。

一、科举文化视角下铜镜纹饰题材

科举制度最早出现于隋朝，成型于唐代，历时上千年。隋唐时期是科举制度的萌芽、成型期，也是铜镜艺术第二个繁荣期。唐代是我国历史上国力最为强盛的时代，特别是历经贞观之治、开元盛世的盛唐，社会经济空前繁荣，文化艺术大为发展，铜镜工艺也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无论在造型、纹饰，还是在铜的质量上，均超越了前代。唐代铜镜一方面延续了前期常见的方形和圆形等形制，另一方面增加了许多新的形制，极大丰富了铜镜的艺术形式，如葵花型、亚字形，并且，有别于前代铜镜规整、紧密的艺术审美风格，唐代铜镜具有开放、活泼的特点，与唐代雍容华贵、包罗万象的气象相符合，铜镜纹饰多为鸾鸟、孔雀、飞仙，边缘纹饰则以流云纹、花鸟纹居多。唐代虽然为科举制度的成型期，但铜镜上反应科举文化的纹饰并不多见。宋代铜镜的形制得到了进一步的拓展，先后出现了带柄铜镜、遁形铜镜以及鸡心鼎炉形式的铜镜，纹饰题材较为丰富，以花鸟、花草、神仙居多，宋代是科举制度的发展期，特别是宋太宗扩大科举录取的名额后，科举成为读书人入仕的敲门砖，铜镜艺术开始受到科举文化的影响，如魁星点斗纹铜镜。明清时期铜镜艺术以继承前代为主，虽然在镜型、纹饰、材质等方面缺乏新的突破，但明清时期为科举制度的鼎盛时期，其时的铜镜装饰深受其影响，突出表现是科举文化的内容成为明清铜镜铭文的主要题材。下面就科举文化视角下铜镜纹饰题材进行分析。

1.状元及第铜镜

状元为科举殿试第一名的美称，由皇帝钦点，是科举文化中的顶峰，状元及第则是读书人共同的愿望。帝制时代，科举考试是平民百姓提升自身阶层的主要路径，而科考的竞争压力非常之大，普通人考取秀才便算有了功名，而从秀才到进士，还要陆续经历三年一次的乡试、会试、殿试，并且要在殿试中脱颖而出，才能成为状元，其征途之艰、难度之大，可见一斑。在1200余年的科举历史中，各朝各代先后录取了数以百万万计的举人以及十余万进士，而状元的总数则不足600人（不含武状元）。以清代为例，从顺治三年首开科考，到光绪三十一年最后一次科考，清代共开科112科，录取进士最多一次449名，最少一次83名，平均每次录取进士200名左右，状元与进士比为1:200，因此，考取状元成为读书人心中的梦想，无上荣耀。不仅如此，与普通进士相比，状元的官运也更为亨通。根据明清惯例，一甲及第的状元、榜样、探花会进翰林院深造，其中状元授翰林院修撰，为从六品，而榜样、探花则授翰林院编修，为正七品。状元由皇帝钦点，更易受到皇帝关注，如清代开国状元傅以渐，官至武英殿大学士，明代状元官至宰辅（内阁大学士）的更是多达17人。

图一 明代状元及第铜镜（中国孔庙博物馆藏）

古代铜镜纹饰中有很多以状元为主题，最为常见的便是这面明代状元及第铜镜（图一），该镜直径16.8厘米宽凹面缘，半圆型钮，背面铸“状元及第”楷书铭文。类似的还有明代的状元归第诗文铜镜，该镜直径8.7厘米，八出菱花形，半圆形钮，镜背面铸楷书诗七绝一首，诗中“一色杏花红十里，状元归去马如飞”之语，形象地表达了高中状元后衣锦还乡的情绪。状元及第铜镜的流行是科举文化对社会巨大影响的强有力例证，完整表现了人们渴望高中状元的心理。

2.五子登科铜镜

五子登科也是铜镜纹饰常见题材，是科举文化在铜镜上的体现。科举制度的主要功能是为朝廷选拔人才，而读书人一旦取得功名，便能步入官场，不仅可以实现自身的理想抱负，也能光耀门楣。先秦时期，宗法制、分封制互为表里，构成了社会的基本形态。秦始皇虽然废分封、行郡县，但社会整体上仍然是聚族而居。并且，在儒家文化的影响下，古代中国具有鲜明的家国同构的特征。因此，读书人往往肩负着全族人的希望。科举制创立有打破门阀贵族垄断政治权力的作用和意图，而在实施中，一些家族出现了许多高中者，最为典型的便是宋代的窦仪家族。窦仪的父亲窦禹钧，人称窦燕山，为五代后周时期大臣，曾任后周户部郎中、太常少卿等官。窦仪善于教子，五个儿子窦仪、窦俨、窦侃、窦偁、窦僖先后考中进士，成为一时佳话。《宋史·窦仪传》载“仪学问优博，风度峻整。弟俨、侃、偁、僖，皆相继登科。冯道与禹钧有旧，尝赠诗，有‘灵春一株老，丹桂五枝芳’之句，缙绅多讽颂之，当时号为窦氏五龙。”五子登科的事迹对宗族制下的中国有着很强的激励作用，五子登科与成为当时家族对子孙后代的期盼。

图二 清代五子登科铜镜（安徽望江县博物馆藏）

宋代以来，刻有五子登科铭文的铜镜为数甚多，不少博物馆均有收藏，如安徽望江县博物馆所藏的清代五子登科铭文镜（图二），该镜直径17.5厘米，圆形钮，圆钮周围一圈为四方框，内有遒劲的楷书铭文五子登科四字，外围凸弦纹周。除了圆形铜镜外，一些方形铜镜也刻有五子登科的铭文。从这个角度而言，五子登科已经成为一种广泛的社会心理，寄托着家族的共同愿望。

3.连中三元铜镜

考取状元是士子最大的荣誉，难度极高，而连中三元的难度更要高于状元。连中三元指先后考取解元、会元、状元，难于登天。古代科举考试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可以分为多个阶段，以明清时期为例，士子在参加科举考试前，必须先成为生员，也就是通常所说的秀才。生员资格的考取要经历县试、府试、院试多道考试，这就将很多读书人隔绝于科举考试之外，而一旦获得生员资格，士子便具备了基本的功名，也享有一些特权，如见官不拜、免除徭役、免交粮等。乡试每三年举行一次，地点为省城的贡院，如江南贡院等。考中乡试的生员称为举人，其中，第一名便是解员。举人已经具备了为官的资格，即便在会试不中的情况下，也能出任学官、知县等职务。举人可以参加次年春天在京城举行的会试，考中者称为贡士，位列榜首者为会元。贡士可以继续参加由皇帝亲自主持的殿试，自宋代后，殿试不再具有淘汰功能，所有贡士均能成为进士或同进士，殿试的作用仅在于排列名次，其中，一甲由皇帝亲自挑选，称为进士及第，二甲称为进士出身，三甲称为同进士出身，位列第一者为状元。连中三元需要应考者同时考中乡试的解元、会试的会元以及殿试的状元，难于登天。统计资料显示，我国长达千年的科举历史中，连中三元者仅有17人，比较著名的有宋朝的王曾、王岩叟，明朝的商辂等。连中三元铭文是宋以来常见的铜镜纹饰，多以楷书或行书科于内框。类似的还有三元及第、一手三元等。比如宋代的连进三元铜镜，该铜镜直径3.5厘米，黄铜质，外框双线弦纹至铭文间有一圈圆形纹路，内框刻有行书连进三元的铭文（图三）。

图三 宋代连进三元铜镜（中国科举博物馆藏）

二、科举文化视角下铜镜纹饰的文化解读

1.官本位文化

官本位文化在中华传统文化中具有重要的分量，直至今日仍然有着巨大的影响力，最为直接的表现便是公务员考试人数屡创新高，有的岗位竞争比甚至突破4000：1。官本位文化的形成有着深刻的历史基础和广泛的群众心理。先秦时期，在分封制和宗法制下，以世卿世禄为代表的贵族政治是我国政治的主基调。春秋末期，士阶层的崛起对既有的政治格局带来了很大的挑战，贵族政治日益瓦解。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废分封，行郡县，各级官员均采用选任制，这为普通人进入官僚阶层创造了一条上升的渠道，也给社会大众官本位心理的形成提供了依据。汉魏时期，铜镜纹饰中便有浓厚的官本位色彩，比如君宜高官铭文铜镜、位至三公铭文铜镜。以位至三公铭文铜镜为例，三公是秦汉时期高级官员的统称，秦朝三公指丞相、太尉、御史大夫，是官僚基层的顶峰，位至三公铜镜表现了社会对高官的渴望心理。

“位至三公”四叶八凤镜（保利2022秋拍）

科举制度的创设进一步密切了读书与做官之间的关系。汉代的察举制、魏晋的九品中正制在人才选拔上存在很大的弊端，逐渐僵化为门阀政治，以至于“世胄蹑高位，英俊沉下僚”。科举制度的出现彻底改变了这一现象，寒门士子通过科举考试，可以获得功名，具备了为官的资格，这对读书人起到了很大的激励作用。自宋太宗扩大科举录取名额后，科举考试成为官员选拔的主要方式，官本位文化在科举制度下大为强化。铜镜纹饰中官本位文化也从直接表达做官愿望演变为通过科举考试改变身份的间接追求。以《百镜解读》一书收载的一面明代状元词铭文铜镜为例（图四），该镜直径7.7厘米，窄缘，圆钮，主纹方框内铸有魏碑体铭文“礼乐三千传紫禁，风云九万上青天”，表现了读书人高中状元后的身份变化与无上荣誉，而这正是官本位文化的真实写照。类似的铜镜纹饰还有鱼化龙、鲤鱼跃龙门等，均是官本位文化在铜镜纹饰中的体现。

图四 明代状元词铭文镜（鄂州博物馆收藏）

2.民俗文化

无论是科举文化，亦或是铜镜文化，均和民俗文化有着很深的渊源，民俗文化也成为科举文化与铜镜纹饰的衔接点。从科举文化的角度而言，科举制创设于隋唐，完善于两宋，鼎盛于明清，历时千余年，不仅在我国历史进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更深刻地影响了民俗文化，和科举有关的民俗文化不胜枚举，广泛流行于我国各区域。比如，饮食习俗。不少地方流行状元酒、状元豆等食品，最为典型的便是浙江绍兴的状元红。又如，状元戏曲。戏曲艺术是我国民俗文化的重要内容，据统计，中国各类地方戏曲总数在300种以上，其中，状元戏是最为常见的题材之一，如《三娘教子》《状元媒》等。
从铜镜文化的角度而言，早期的铜镜为贵族妇女装扮时的用具，而随着历史的不断发展，铜镜的功能也越来越多样化，成为民俗文化的载体，如在“视死如生”观念的影响下，铜镜多作为随葬物。博物馆收藏的铜镜，不少为墓葬出土。同时，铜镜也是古代男女婚恋定情的信物，破镜重圆的故事更是家喻户晓。科举文化视角下的铜镜纹饰不少和民俗文化紧密相关，比较具有代表性的便是宋代魁星点斗纹铜镜。在汉族民间神话中，魁星是掌管文章兴衰的神祗，深受读书人的崇拜。古代社会，各地均有文昌阁，供奉着文昌帝君、文曲星、魁星，读书人每逢考试之际，便会到文昌阁祭拜魁星，祈求神灵的庇佑。魁有第一之义，明清乡试中，每科前五名必须是儒家五经中一经的经魁，民间流行的“五经魁首”的手法便源于此。如这面魁星点斗铜镜（图五），直径18厘米，八出葵边形，中间一个小圆钮。圆钮的左侧为圆形阳纹境饰。铜镜中的魁星头发蓬乱，形状似鬼，回首起脚踢向后方的方斗，正如汉字中的“魁”字，故有魁星点斗之名。从这个角度而言，魁星点斗铜镜正是科举文化、民俗文化和铜镜文化融合的产物。

图五 宋代魁星点斗铜镜（朝阳博物馆收藏）

3.考试文化

考试文化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有着悠久的历史和深刻的文化内涵。早在先秦时期，统治者便非常注重各级官员的考察，成为了我国考试制度的源头。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大一统成为中国历史的常态，而随着君主权力的不断强化，针对被举荐者的考察办法也不断完善，为后来科举制的出现奠定了基础。汉代是我国考试制度化的关键时期，公元前165年，汉文帝首行“对策”，开启了国家层面选官考试的先河。科举文化是考试文化的核心，首先，从考试内容而言，科举考试以儒家经典为考察内容，明清时期更演化为僵化的八股取士制度。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儒家思想便成为官方正统思想，科举考试进一步强化了儒家思想的地位，具有凝聚人心、强化意识形态的作用；其次，从考试功能而言，“选官”是我国考试制度出现的主要动力。《礼记·礼运》说“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科举考试的主要作用便是“选贤与能”，让符合统治者需要的读书人来管理天下。铜镜纹饰多为具有吉祥、祝福寓意的元素，考试顺利是铜镜纹饰的重要主题。科举制度创立后，铜镜纹饰与考试间的关系更为密切，成为考试文化的重要载体。以明代一路连科铜镜为例，科举考试分多次进行，应考者必须先获得考试资格，即顺利通过县试、府试、院试，成为生员（秀才），再正式参加乡试、会试、殿试。只有在乡试、会试、殿试连续登科的情况下，才能成为进士。一路连科寓意着连续报捷登科，因为在不开恩科的情况下，乡试、会试、殿试每三年举行一次，连续登科可以大大缩短考中进士的时间。一路连科铜镜背面的纹饰为鹭鸶和莲花，鹭鸶的“鹭”与“路”谐音，莲花的“莲”与“连”谐音，既美观灵动，又是对考试者的美好祝愿（图六）。

图六 明代一路连科铜镜（晋祠博物馆收藏）

科举制度的创设在中国历史上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科举制度不仅是一种选官制度，更形成了独具中国特色的科举文化。科举文化对社会的影响体现在各个层面，铜镜工艺同样受到了科举文化的影响，最为典型的便是铜镜纹饰中的科举题材纹饰，既有官本位文化的身影，也和民俗文化、考试文化息息相关。
【作者：丁航 张高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