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莽时期尚方博局四灵镜纹饰及铭文考释

伯寻

镜，古亦有之，今亦用之。《释名》曰：“镜，景也，言有光景也。”《孔子家语》有明镜所以察形，往古所以知今。历代对镜的称谓亦有不同，《广雅》：“鉴谓之镜。”说明镜与鉴作用一样。《说文》曰：“鉴，水盆也。”我国铜镜文化的肇始发生在距今4000年前后的新石器时代晚期，据现有资料考证，在我国经过科学发掘出土的齐家文化铜镜共有2面，这也是我国目前发现最早的铜镜，分别是1975年出土于甘肃省广河县齐家坪墓葬中的1面素面镜，1976年出土于青海省贵南县尕马台的齐家文化25号墓葬中的七角星纹镜1面，据传还有1面多角星纹镜，出土于甘肃临夏，系红铜所制，现收藏于国家博物馆，是否属于同期，目前学界并没有统一的定论。

齐家文化是以甘肃为中心，广泛分布于黄河上游地区的一支影响较大、内涵极为丰富的新石器时代晚期考古学文化。铜镜的发明创造证明早在前2000年左右，生活在以黄河流域为主的齐家文化先民就已拥有较高的智商和相对先进的金属冶炼技术了。在之后的商周时期遗址和墓葬中铜镜也时有发现，如河南安阳殷墟妇好墓、河北张北、崇信于家湾墓群等都曾出土铜镜，从时间和空间上来看，商周时期，铜镜已经在广泛分布的不同地域和不同种族的王侯贵族或特殊人群中间开始流行，据不完全统计，目前所发现的商周时期铜镜有160余件，铜镜文化的繁荣在这一时期已经初步显现。但铜镜的大量出现则是在战国中期，盛于汉唐，衰于宋元，最终在清代被西方传入的“玻璃镜”逐渐取代。本文主要阐述新莽时期尚方博局四灵镜，故不多作赘述。

图1 新莽时期尚方博局四灵镜​

崇信县博物馆收藏了1面新莽时期尚方博局四灵镜（图1），此镜保存完整，形制敦厚大方，棱角刻画明晰，纹饰灵巧生动，精致细密，55字铭文更加凸显了它的弥足珍贵。该镜的铸造工艺代表了新莽时期崇信乃至周边地区金属器制造业的最高水平，堪称新朝铜镜之典范，也是平凉地区众多馆藏两汉时期铜镜中的精品。1980年出土于甘肃省崇信县锦屏镇，1996年被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专家组鉴定为国家一级文物。该镜直径18.2厘米，厚0.6厘米，重862克。本文拟从该镜的纹饰题材和铭文内容两个方面进行探讨，望对其本身及其所蕴藏的文化内涵有一个更加全面的认识，以共飨于同仁，为求证于方家。

1、形制和题材

新莽时期尚方四灵博局镜作圆形，青铜质，色银白略发青。镜面微弧，打磨铮亮。背饰天圆地方，四灵归位，铭文带内以六博棋局为基础构架，按四方八等分布置，构造严谨，格局清晰，由内而外分三区。

内区：镜背正中置规整的半圆形球钮，底部有一对向穿孔，纽座为柿蒂形四叶纹，座外为单线方框，四叶纹的四叶尖与方框的四角相对应；方框外饰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十二地支铭一周，紧贴方框，每边三字，并间以乳钉，其外为凹槽式方框，作为内、外区的分界。

外区：方框外饰八乳钉，同时依据东南西北四面，亦是方框的四外边的中间位置各饰一“┳”形纹，与对向的“┛”形纹相对应，方框四直角顶点再与“┗”形纹直角顶点对应，布局与西汉时期流行的六博棋局几无二致。需要注意的是“┳”形纹上部两端所饰乳钉耐人寻味。青龙、白虎、玄武、朱雀等四方神灵按照其代表的方位有序分布，间以仙人骑鹿、独角兽、凤鸟、禽鸟等伴兽，四神相比其他伴兽银白许多，应是在四神的表面做过特殊处理。其外依次为一圈双线铭文带和一周微斜篦栉纹。

镜沿区：镜沿略高于其他二区，从内而外分别饰一周锯齿纹、凸弦纹和连续云气纹，镜缘素面处理。

2、铭文考释

图2 阳文篆意隶书

新莽时期尚方四灵博局镜的铭文为阳文篆意隶书（图2），是篆书向隶书过渡的一种书体，前缀位于玄武外侧，首尾以三个并列小凸点隔开，共计55个字，前7句均为7字，最后一句为6字，字体优美，文辞古朴，炼语巧妙，已表现出诗歌，尤其是七言诗体的雏形，具有很高的文学价值。两汉镜铭中，通假字和简写字使用较为频繁，用简单的符号代替或直接省略不写等情况也比较普遍，给铭文和句义的释读造成了很大困扰，故对此镜的释读有误之处也颇多，今试作重解。

原释：“新有善同（铜）出丹阳涷治银锡清而明尚方御竟（镜）大毋伤左龙右虎辟（避）不羊（祥），朱鸟玄武顺阴阳子孙备具居中央长保二亲乐富昌寿敝金石如王”。

2.1 镜铭厘正

“ ”，“铜”之简写。“ ”，解为“涷”，当厘作“湅”。“ ”，解为“镜”，当厘作“竟”，通 “镜”字。“ ”解为“避”，当厘作“辟”，通 “避”字。“ ”，“祥”之简写。“ ”，解为 “俱”，当厘作“具”，通“俱”字。“ ”解为 “数”，实为“敝”。

2.2 文字释义

“新有善铜出丹阳”：“新”为纪年铭，指王莽篡汉后所建立的新朝，即公元9—23年；“善铜”指质地纯良的铜材；“丹阳”即指丹阳郡，是为纪地铭，丹阳郡系西汉元狩二年（前121）易鄣郡之名并增庐江郡之东部四县而置。另外，关于丹阳郡，乾隆十五年（1750）《当涂县志·山川》有载：“旧传出铜类金，称为丹阳铜，今不产。”当涂县即是汉代丹阳郡所辖，这与铭中“善铜出丹阳”不谋而合，故以纪地铭论之。

句义：新朝的好铜料都出自丹阳郡。

“湅治银锡清而明”：“湅”作“练”，本意为 “练丝”，指将丝物加热煮熟。《说文解字注》段注曰：“湅之，暴之，而后丝帛之质精。而后染人可加染，湅之以去其瑕，如□米之去康粊，其用一也。” 目的是为取其精华，去其糟粕。“银锡”并非传统意义上的银和锡，《考工记》载：“金锡半，谓之鉴燧之齐。”“金”实指铜，而“鉴”即为镜，可见古人对铜镜主要合金成分的认定是铜和锡。

近年来，大量的科学研究结果也表明，构成汉代铜镜的主要合金成分是铜（Cu）、锡（Sn）、铅（Pb），这从董亚巍绘制的“中国历代铜镜合金化学成分表”中可以得到证实，因此这里的“银锡”只单指“锡”，“银”只是对两者颜色接近的一种比喻。 “清而明”其实是夸耀制镜所用铜料提炼精纯，合以白锡所成之器没有杂质，表面清澈光亮。

句义：加热融化后，质地像白锡一样清澈明亮。 “尚方御竟大毋伤”：这里的“尚方”是官署名，初设于秦代，汉代分左、中、右三尚方，皆属少府管辖，专掌宫廷饮食器物的制作。据此，凡有 “尚方御竟”字样的博局镜均系官制。但笔者认为 “尚方”一词在西汉晚期至东汉时期的铜器尤其是在铜镜铭文中使用极为广泛，并且往往与诸如“清而明”“大毋伤”等具有明显商业性广告推销意图的语句共同出现，商品属性明确，所涉器物和内容也极具民俗化，加之王莽对其主导的“经济改革”显现成效的迫切性，也直接促成了民间商业极具开放和灵活性的特征，故不能一概论之。笔者认为，“尚方”在民间制器上的高效使用，并非民间对国家礼制的逾越行为。王莽“代汉立新”登上皇位后，以托古改制为名，实行“六筦”“五均”的垄断政策，其中就有“铜冶”垄断。因此，带有“尚方”铭的铜镜，应是政府对工商业进行垄断经营的模式下由民间直接生产，相当于现今的“挂靠”行为。“御”在此当指“辖制”“管理”之意。而在尾句中的“如王” 二字就更加明确了此镜的“身份”，“如”，意指 “像”“同”；“如王”意为像君王一样，同君王一样。故该镜当是在政府直接管制和监督下由民间场所铸造。

“大毋伤”其实也是广告用语，据《神异经》载：“丹阳铜似金，可锻以作错涂之器也。”意指铜的质地堪比黄金，具有较强的流动性和柔韧性，很适宜锻造制器或用于错铜和鎏金（铜）等工艺，那么铸造出来的铜镜自然美观大方，没有瑕疵。

句义：和尚方监制铸造的御用之器一样美观，没有瑕疵。

“左龙右虎辟不羊朱鸟玄武顺阴阳”：龙、虎、朱鸟、玄武是指中国神话中的四方神灵，即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分别代表东、南、西、北四个方向，源于中国远古的星宿信仰。在中国民俗文化中，四灵有震慑四方、避免邪魔侵害之意。“顺阴阳”则是因为汉人信奉阴阳思想，认为阴阳顺合就会有祥瑞降临，反之则会出现异象，应用到镜铭中也就成了习见的语句，也正好与镜背四灵图案相呼应。

“子孙备具居中央长保二亲乐富昌”：备具，齐备也；居中央，正位也。从字面来看，这是典型的祝福语，意为儿孙满堂，人丁旺盛，子孙仕途平坦，官居正位，以永葆两位长者快乐吉祥，富贵无虞。同时，“子孙备具”也蕴含了“不孝有三，无后为大” 的儒家宗族的“孝悌思想”。

“寿敝金石如王”：敝：《礼记正义》曰：“敝音弊，本亦作弊。”《韩非子·存韩》王先谦注曰： “与金石相弊，谓与金石齐寿也。”沈培先生认为这里的“敝”当解释为“终”“尽”的意思，笔者认为甚是有理，理解为寿数就像金石一样长久不朽，像君王一样长命万岁，应无不妥。另据《汉书·武帝纪》载：“翌日，亲登嵩高，御史乘属，在庙旁吏卒咸闻呼万岁者三”。此事后以祥瑞之兆载于史册，反映了当时的汉武帝信奉长生不老之术的事实，因此汉人向往生命不息也就顺理成章了，也正好印证了铭文中 “寿敝金石如王”所要表达的用意。

3、主题纹饰文化内涵解析

图3 徐州市北郊刘孰墓出土的人物画像镜

汉代铜镜的诸多特征都沿袭于战国铜镜，尤其是纹饰。据笔者观察，四灵纹即是对战国镜纹的次继承，也是对战国四灵纹镜更深层次的演进。这从徐州狮子山楚王墓出土的凤鸟纹铜镜，徐州市北郊刘孰墓出土的人物画像镜（图3）等西汉早期铜镜中可窥一斑。西汉早期铜镜中的四灵还处于初始形态，表现得较为抽象，“示意”的意味浓厚，出现的形式也多为四灵中的其一或其二，又或其三，就算偶有四灵齐备的情况，也多不作主纹，所处的位置也不固定，更没有凸现感。这也说明西汉早期的四灵只代表传说中的星宿神其中之一远古神兽，还未被赋予守护四方之神灵的重要身份和法力。

具象的四灵纹和严格的组合形式出现在西汉晚期，四灵的地位在此时也得到了明显的提升，从众多星宿、神兽、神鸟、异兽甚至仙人中脱颖而出，铜镜中对四灵体型的放大和运用特殊工艺处理就足以证明四灵的地位的提升。古人神秘而莫测的宇宙观自尧舜之时即已出现，《尚书·尧典》中载：“乃命羲和，钦若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时。分命羲仲，宅嵎夷，曰旸谷。寅宾出日，平秩东作。日中，星鸟，以殷仲春。”。清人吴承仕在其《论衡校释》中释为：“尧候四时之中，命曦、和察四星以占时气。” 说明尧舜之时，古人已经可以通过观察天上日月星辰运转的规律，推算天时，得出节令，可见彼时对“天像”的运用已经相当成熟。但将这种“天像”以直观的方式表现则是在战国早期，1978年湖北随州曾国国君曾侯乙墓中出土了一件战国彩绘二十八宿图衣箱（图4），该衣箱上就曾出现星辰、苍龙和白虎等组合的图案，“……盖面正中篆字‘斗’字粗大醒目，象征北斗七星，二十八星宿的古代名称环绕‘斗’ 字，两边分别绘有象征东方的苍龙与象征西方的白虎形象”。这也是我国目前发现最早的将北斗、青龙、白虎与二十八宿组合的图案。但这种二十八宿图在战国至西汉早中期并不多见，这可能与地域、族属和身份地位等有着直接的关系，这一点本文暂不作深入探讨。

图４ 战国彩绘二十八宿图衣箱（湖北省博物馆藏）

到了西汉晚期，伴随着“天人感应”神学思想影响的不断扩大，阴阳五行学说开始在宫廷及坊间盛行，本是用于识别星体的青龙、白虎、朱雀、玄武早就流传于民间，被认定为仙人及天界瑞兽。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天禄、麒麟、天马等更被赋予了神奇的身份和力量，并被一一对应和具象化。《礼记》王充释说：“天有仓龙、白虎、朱鸟、玄武之象也，地亦有龙、虎、鸟、龟之物。四星之精，降生四兽……虎鸟与龟不神，龙何故独神也？”（东汉王充撰、黄晖校释）《论衡校释·卷第六·龙虚篇》中 “虎鸟与龟不神，龙何故独神也”带有浓厚的政治色彩，喻义地上的龙、虎、鸟、龟乃是天上的仓龙、白虎、朱鸟、玄武之精气对应所产生，因此虎、鸟、龟和龙一样都是神。龙在中国古时和黄帝有着密切的关系，认为黄帝是天上的真龙下凡。隐喻王莽虽非真龙，但同样是受命于天，这也是西汉政权更迭前后，王莽利用人们的宇宙观念和天命思想废汉立新和巩固政权的真实写照。

在汉人对宇宙特有信仰和对崇祥瑞以辟邪的心理需求下，加上王莽对神学思想的不断推动，系统化的宗教思维也随之产生，并在西汉晚期至新莽时期从思维化阶段迅速迈入了行为化阶段，而具象的四灵以格式化形式的出现，也意味着宗教信仰的天人模式和神灵谱系已经初步形成，作为中国古代传统文化之一的 “道教文化”之序章已然徐徐拉开。
【作者：刘小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