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文化博物院馆藏战国特种工艺铜镜鉴赏

伯寻

战国时期社会生产力得到进一步发展，特种工艺青铜器无论是从数量还是质量上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而此时的铜镜铸造加工工艺也代表了我国古代铜镜铸造加工技术的最高水平。铜镜作为照容之物，在战国时期达到铸造史上的第一个繁荣时期，一改之前铜镜数量较少、纹饰简单或素面、制作粗糙的特点，呈现出灵活多样、纹饰精美繁复、日益生活化的格局。战国时期特种工艺铜镜可分为镶嵌玻璃和玉工艺铜镜、镶嵌金银和鎏金工艺铜镜、透雕夹层工艺铜镜及彩绘工艺铜镜。

一、馆藏战国特种工艺铜镜

馆藏战国特种工艺铜镜包括透雕工艺铜镜和彩绘工艺铜镜两类。

1.1、战国透雕工艺铜镜

根据镜背主纹饰不同可将馆藏透雕工艺铜镜分为两型。

1.1.1、A型：战国透雕八龙纹方镜

共有2枚：一枚出土于棕榈城工地M114，边长13.2厘米，厚0.15～0.4厘米（编号169）；另一枚出土于东孙墓地博物院工地M246，边长13.6厘米，厚0.2～0.4厘米（编号172）。两枚铜镜形制相同，纹饰稍有差别。

图1 编号169战国透雕八龙纹方镜

编号169战国透雕八龙纹方镜（图1），桥形纽，圆纽座，座外饰四柿蒂纹。内区由四圆圈将八条透雕的龙分隔成四组，两龙为一组。每组有一龙首靠近镜角，口含镜缘；另一龙首与圆圈相接，身躯弯曲呈扁圆形，龙身弯曲处与柿蒂尖相接。每组两条身躯相互缠绕，尖尾内卷并与龙爪处身躯相接。四组图案相同，乃同一图案连续旋转90度而成。镜缘宽平，四角各有一圆涡纹。镜面平整光洁，略小于镜背，恰好嵌入镜背凸起的边缘内，铆合为一体。

编号172铜镜，除座外无柿蒂纹外，其余纹饰与上述铜镜相同，不予赘述。镜面残缺不存。

1.1.2、B型：战国透雕四龙纹方镜

图2 编号170战国透雕八龙纹方镜

编号170战国透雕四龙纹方镜（图2），金鼎绿城三期M622出土，边长10厘米，厚0.2厘米。桥形纽，圆纽座，座外连接四桃形叶纹，呈“十”字形分布。四条透雕龙纹形成镜背主要纹饰，龙首向背部弯曲，龙口微张，上吻较下吻略长，吻尖皆呈下钩状。龙眼大而圆，龙首顶端长有双角，一短一长，两角尖端皆弯曲为半圆，短角弯曲处触及龙身，长角弯曲似云纹，且弯曲处与纽座外桃形叶相接。龙身弯曲，呈斜 “S”形，龙身平均分布十枚圆环。两龙尾部弯曲处相连，另两龙则胸部弯曲处相接。窄缘，缘中部与龙身间各饰一组勾连云纹，两侧饰重环纹。透雕部分以镜纽为中心呈轴对称。镜缘略有残缺，镜面缺失。

1.2、战国彩绘铜镜

根据形状不同，分为彩绘圆镜和彩绘方镜两型。

1.2.1、A型：战国彩绘圆镜

共有2枚，皆出土于张家墓地方正太公苑工地M136。一枚较为完整，直径12.6厘米，厚0.2厘米；另一枚残缺不全，破损严重。

图3 编号171战国彩绘凤纹圆镜

编号171战国彩绘凤纹圆镜（图3），完整，桥形纽，镜面平整。镜背绘制朱红纹饰，内、外两区纹饰由一周红色圈带纹分开。两凤鸟纹分布在镜纽两侧，用朱红色勾勒出外凤鸟的轮廓，凤首与镜纽相接，凤目圆睁，鸟喙下部连接一红彩绘制的实心逗号，似一枚果实。用简单的线条描画出凤鸟的形态：颈部弯曲至背部，果实置于背部，只描绘出左翼，左翼展开，翼尾端近似弯月形。尾部较长，于末端分为两部分，双尾之间涂以红彩。外区为两周朱红色描绘的单线圈，内用朱红色单线绘制五边形，五边形的内角处及折线外侧中间均用红色涂绘弯月形云纹。镜缘涂一周宽带朱红彩。因该镜锈蚀严重，纹饰已模糊不清，参照国家村墓地齐兴花园工地M110出土彩绘铜镜纹饰加以描述。

另一枚残缺较多，仅能拼凑出一半。从残存的部分看，大小与上一枚相近。图案模糊不清，仅能辨识出是用红色、绿色描绘图案，绿色部分似草叶纹。

1.2.2、B型：战国彩绘龙纹方镜

共有2枚，皆出土于张家墓地方正太公苑工地M136，形制相近，大小相同，边长19.4厘米，厚0.2厘米。

图4 编号174战国彩绘龙纹方镜

编号174战国彩绘龙纹方镜（图4），三弦纽，纽衔圆环。镜背绘朱红、白色和淡蓝色彩色图案，主纹为盘龙纹。镜纽与边框之间装饰四组龙纹，龙纹大体相同，用朱红色和白色绘制，龙首用朱红色描绘，长吻，张口，圆目，双耳，头上有独角，吻部与淡蓝色卷云纹相连。龙身外轮廓用朱红色线条勾勒，身躯呈盘曲涡旋状，由外角向内朝镜纽处弯曲，首尾相接，龙尾置于龙身之下，回旋至龙首处，整条龙盘旋卷曲，似在镜背狭小处描绘出上小下大的“8”字。龙身鳞纹清晰，鳞纹由近似蝌蚪状鳞片和圆点组成，鳞片形态比较形象。四条卷曲的龙躯内各有一朱红彩描绘的同心圆圈，围绕中间小圆环，圆环间均匀分布四个“T”形图案，均用白色描绘。圈外与龙身之间有类似伞状的图案，用朱红色绘制。镜纽外有朱红色复线描绘的左右宽、上下窄的不规则方框，复线间填涂淡蓝色斜线纹，方框叠压在龙纹之上。镜纽上下分别有一蝙蝠形图案，用朱红色涂绘而成，尖首朝向边框方向，与从边框向内伸出的朱红色圭首形图案的顶端相对。蝙蝠头部左右两侧伸出两条相对外卷的云纹，用淡蓝色涂绘，似一对触角，圭首形图案左右两侧伸出的相对外圈的朱红色云纹与其相背。圭首形图案两侧外卷的云纹边缘饰白色花草纹。上下龙纹之间方框外侧用朱红色和白色绘制两尖角相对内卷的牛角形纹饰，与牛角形图案相对的方框宽边内绘制有朱红色云纹，呈弯月形。镜缘内侧边框内是由朱红色内涂淡蓝色的复线和白色单线组成的连续性菱形纹，菱形纹折角处用朱红色描绘组合成近似弧角菱形图案以及白色勾连云纹。镜缘涂一周朱红彩。出土时该镜破损，镜体有修补痕迹。

编号173战国彩绘龙纹方镜由于锈蚀严重，纹饰模糊不清，可参照同墓所出的同类龙纹镜复原（参照物为编号174铜镜），纹饰基本相同，不再赘述。

小结：馆藏两种特种工艺铜镜，就形状而言，以战国时期罕见的方形铜镜为主；就纹饰而言，以象征崇高地位的龙、凤纹为主；就出土地点而言，透雕铜镜地点较分散，而彩绘铜镜则出土于同一墓葬。

二、临淄出土战国透雕工艺和彩绘工艺铜镜概况

临淄是齐国的都城，姜太公建国之后逐步发展，春秋时期，齐桓公任用管仲为相，大刀阔度地进行改革，齐国经济发展，军力增强，国力雄厚，成为春秋五霸之一。战国时期，齐国实力更加强盛。《史记·苏秦列传》记载：“临淄之途，车毂击，人间摩，连衽成帷，举袂成幕，挥汗成雨，家敦人富，志高气扬。”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化，留给后人丰厚的文化遗存。

临淄地区目前发掘战国墓葬2100多座，但出土铜镜数量不多，仅有约100枚。且贵族墓葬盗扰严重，出土铜镜数量更为少见。临淄地区出土的铜镜一般位于墓葬椁室、有殉人的陪葬墓或器物坑内。除馆藏外，临淄出土的见于著录的透雕和彩绘工艺铜镜各有不到10枚。

2.1、透雕纹铜镜共9枚，其中4枚圆镜、5枚方镜

透雕龙纹镜：临淄区计委工地出土。直径12.68厘米，桥形纽，圆纽座。主纹由透雕的三叶和六龙组成。镜面缘平宽，缘边厚于镜背。据铸造专家考察，加工大概采用了热镶嵌技术。

图5 透雕龙纹圆镜

透雕龙纹圆镜（图5）：出土于临淄区乙烯九小M1殉4。直径10.47厘米，重143.3克。桥形纽，圆纽座，主纹为四龙，镜缘边平较窄，缘边厚于镜背。镜面平整光洁，为一圆形薄铜板，直径略小于镜背，恰巧能与镜背卯合为镜体，残缺。

透雕龙纹圆镜：出土于临淄区乙烯九小M2殉5。直径10.95厘米，重125.3克。与上述铜镜形制相同，纹饰相似，残缺。

透雕龙纹圆镜：范家墓地淄江花园J组团工地M3陪葬坑出土。直径19.7厘米，厚0.2～0.5厘米。桥形纽，四桃形纽座。由一周弦纹带将铜镜分为内、外两区，内区透雕四蟠螭纹，外区饰勾连云纹。缘较宽，饰环带纹。

透雕四龙纹方镜：范家墓地淄江花园J组团工地M72出土。边长10厘米，厚0.1～0.3厘米。桥形纽，圆纽座，座外四桃叶纹。镜背主纹为四条“S” 形弯曲的龙，镜缘较窄，上饰重环纹。

透雕龙纹方镜：范家墓地淄江花园尚峰国际工地M270出土。边长7.5厘米，厚0.2厘米。桥形纽，圆纽座，“十”字形扁平梁将镜背分为四区，内各有一龙。缘较宽平，缘上饰三角形图案。

图6 透雕四龙纹方镜

透雕四龙纹方镜（图6）：国家村墓地学府花园工地M2陪葬坑1出土。边长9.5厘米，厚0.2～0.3厘米。桥形纽，圆纽座，座外四桃叶纹。镜背主纹为四 “S”形弯曲的龙纹。窄缘，每条边中间饰云纹和圆环。

透雕龙纹方镜：国家村墓地学府花园工地M2出土。边长11.5厘米，厚0.2～0.4厘米。半环形纽，柿蒂纽座，内区为两个相对的透雕回首卷龙纹，外区为重环纹。

透雕龙纹方镜：永流墓地泰东城小义乌商品城工地M193出土。边长7.9厘米，厚0.2～0.3厘米。桥形纽，圆纽座。主纹为四条横向“S”形弯曲的龙。缘较宽，上饰勾连云纹。

2.2、彩绘铜镜共8枚，皆为圆镜

商王墓地M1出土3枚，M2出土1枚，形制相同，皆为圆形，三弦纽，圆纽座，宽缘，背涂红彩，用黑、银等色绘制图案。三周宽凹弦纹将纹饰分作三区，内区等距分布四个乳钉纹。直径16.8～36厘米，厚0.2～0.4厘米。

鲁石化研究院M1出土1枚，为圆镜，残缺严重，红彩描绘纹饰，以花叶纹为主纹饰。镜缘一周较宽的红色彩绘带。用双线分隔开内、外区及镜缘。复原后的直径约为21.4厘米。

图7 国家村墓地齐兴花园工地M110出土彩绘铜镜

国家村墓地齐兴花园工地M110出土1枚（图7），圆镜，桥形纽，用红色、淡蓝色绘制凤鸟纹。镜缘一周红色彩绘带。直径12.6厘米，厚0.15厘米。

南马墓地棠悦工地M440出土1枚，圆镜，桥形纽，镜背由红色和白色颜料绘制卷云纹和“井”字形纹饰。平缘，上饰较宽红色彩带。直径8.3厘米，厚0.1厘米。

徐家墓地凤凰城工地M98出土1枚，圆镜，桥形纽，纹饰不清。从残留彩绘痕迹看所用颜料为红色和白色，绘制成花叶纹。平缘，镜缘涂一周红色宽彩带。直径11.3厘米，厚0.1厘米。

小结：战国时期齐国透雕工艺和彩绘工艺铜镜数量都过于稀少，各仅有十几枚；以圆形铜镜为主，方形镜较为少见；纹饰以花叶纹、龙纹、凤鸟纹为主，龙纹、凤鸟纹数量占绝对优势。

三、几点认识

临淄出土特种工艺铜镜的墓葬大多没有发表详细的发掘报告，仅有凤凰城工地和国家村墓地齐兴花园工地确定墓主人身份属于齐国贵族。透雕铜镜和彩绘铜镜工艺复杂、纹饰精美，在战国时期当为“比较贵重的奢侈品”。

透雕和彩绘特种工艺铜镜相较于其他类型的铜镜，制作过程需耗费更多的财力和物力。临淄出土的两种特种工艺铜镜数量在全国范围内都不在少数，尤其是彩绘铜镜，数量占全国出土彩绘铜镜的1/3，可见战国时期的齐国具有较高的铜镜铸造水平。

临淄出土的铜镜见于正式报道的不多，因此人们对其认识不足。虽然临淄战国铜镜出土数量并不多，但是临淄这一时期的铜镜铸造业非常发达，种类繁多，纹饰绚丽，制作精美。临淄商王墓地出土的战国错金银镶嵌绿松石大铜镜以及其他墓葬出土的透雕工艺和彩绘工艺铜镜，充分显示出临淄铜镜在中国古代铜镜研究中应有一席之地。
【作者：蔡亚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