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鄂州出土神兽纹铜镜的特征和文化影响

伯寻

神兽纹铜镜是魏晋南北朝时期武昌地区（今湖北鄂州）最为流行的铜镜。本文以出土材料为主，结合学界已有研究成果，简要分析了鄂州神兽纹铜镜的源起、主要分类和特征、传播及对其他地区铜镜生产的影响等。鄂州神兽纹铜镜反映了当时社会生活和生产状况，体现了古代人们的审美意识和精神信仰。

今湖北鄂州出土的铜镜在中国古铜镜的发现和研究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其数量多、质量上乘、品类多样，在器形、纹饰和铭文等方面均表现出较高的工艺和水平。

鄂州铜镜以纹饰分类，可分为山字纹镜、博局镜、多乳纹镜、连弧纹镜、神兽纹镜、画像纹镜、四叶八凤纹镜、铭文镜、花鸟纹镜以及神仙人物镜十类，其中神兽纹镜数量最多。孔祥星在《鄂州铜镜》一书序言中指出：“此书所列东汉三国时期267面铜镜中，神兽镜共141面，是其中数量最多的一种镜类。”本文将根据鄂州出土神兽纹铜镜，结合学界已有研究成果，简要分析此类铜镜的源起、特征及流播等，不妥之处请指正。

一

图一 神兽纹铜镜

神兽纹铜镜（以下简称神兽纹镜）流行于东汉中期至魏晋南北朝时期，主要特征是以浮雕的手法表现神像与神兽，并以此为主纹，再衬托装饰花纹和铭文（图一）。神兽纹镜能在较长的历史时期占据铜镜主流地位，与两汉以来道教思想对民间文化长期起主导作用分不开。

神兽纹镜多以“二神四兽”纹饰作为镜背的主要装饰，“二神”为西王母、东王公，“四兽”主要为青龙、白虎、朱雀、玄武。“二神”中的西王母早在战国时期就已经出现，其中最为人所知的是《穆天子传》中记载的周穆王与西王母相会的故事。经过不断地加工和重构，到两汉时期，西王母的形象演变为掌管长生不死以及生育的女性神明。阴阳学说中讲究“阴阳相济”，为了与“阴性”的西王母相对应，西汉时期代表“阳性”的东王公（一说“东王父”）被创造出来，主管前途富贵和官运亨通。以此二神为主角，不仅符合当时社会对阴阳学说的认同，同时也变相表达了人们对长寿、多子和财富的追求。相较于二神，“四兽”出现的时间更早，在中国古代又称为“四象”“天之四灵”，是早期星宿崇拜的产物。古人将二十八星宿分为四组，即东方青龙、西方白虎、南方朱雀和北方玄武。此后又将四兽应用于地理、季节、轮回以及吉凶占卜等各个方面。“四兽”在铜镜上意为守护四方的神灵，其作用是庇佑家宅安宁，社会风调雨顺（图二）。

图二 神兽纹铜镜上的四兽纹样

除“二神”“四兽”形象外，伯牙（白牙）与黄帝的形象也经常出现在神兽纹铜镜纹饰中，这与当时社会崇尚五行学说的风气分不开。伯牙鼓琴，“驷马仰秣”“潭鱼出听”，在当时的人们看来，这无疑是祥瑞之兆，因此伯牙变成了祥瑞的象征，被赋予了吉祥如意的内涵；同时乐有五音，即“宫商角徵羽”，五行学家将五音与五行相配，宫商角徵羽分别对应土金木火水五种元素，五音协调则象征天下清平，阴阳和谐。黄帝多与“除凶”关联，此“凶”一般指传说中的蚩尤。黄帝除凶，庇佑天下安宁。黄帝形象频繁出现在铜镜上也可能与中国古代主神信仰的因素有关。黄帝为五帝之“中央天帝”，其余四帝均为其臣子，“黄帝四面，各监一方”，黄帝为最高神。

通过分析我们可以看到，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神兽纹镜作为日常生活器具，其纹饰充分展示和表达了当时人们最基本、最普遍的愿望，即祈求家族安宁、人口繁衍、长寿安康。这也从侧面反映了当时社会阴阳神学思想的影响力之大，人们在社会动荡的大背景下，寄希望于虚无缥缈的神明，以寄托他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图三“熹平七年”半圆方枚神兽纹铜镜铭文

当时人们的这种愿景不只是通过铜镜上神像、神兽纹饰含蓄表达，在铜镜铭文上也有相当直白的体现。鄂州地区考古出土了数量较多的魏晋时期带铭文神兽纹铜镜，其上有大量诸如“子孙藩昌”“寿得万年”“宜子孙”“富贵老寿”“服者高迁”“位至三公”等表示祝福和美好愿望的铭文。如熹平七年半圆方枚神兽纹铜镜，每一方枚上刻有一字，合为 “吾作明镜，天王日月，立（位）（三）公”。外圈一周铭文为：“熹平七年正月廿五日丙午，暴氏作尚方明镜，幽湅三商，天王日月，上有（下残）……富且昌，长乐未央。”（图三）

二

鄂州神兽纹镜的发展历程主要分为东汉中后期与魏晋南北朝时期两个阶段。东汉中后期多以环状乳神兽纹镜为主，也有部分重列式神兽纹镜，对置式和同向式神兽纹镜则较少；魏晋南北朝时期则以重列式、同向式、对置式神兽纹镜为主，亦有少数混置式神兽纹镜。

图四 环状乳神兽纹铜镜

环状乳神兽纹镜，其主要特征是镜背纹饰以多枚乳钉（多为四乳、六乳和八乳）为界，将镜面划分为多组（与上述乳钉数对应为二组、三组和四组）区域，工匠根据区域数量来设计神像、神兽的布局和造型。以1976年鄂州出土的画纹带环状乳神兽镜为例（图四），镜身为圆形，圆钮，连珠钮座，钮上有错金装饰。八个环状乳将纹饰分为四组，东王公、西王母分别对置坐于两兽之间的龙凤座上。其外为半圆方枚一周，方枚上每枚四铭，合为“吾作明竟，幽湅三商，合湅黄白，□□□□，□□□□，周刻无亟，白牙圣□，□□□□，照头大明，子孙番昌，□□□□，吉师命长”，由凤、鸟、句芒、羽人导龙组成画纹带，边纹为云纹。

图五 重列式神兽纹铜镜（鄂州西山铁矿第105号墓出土）

图六 重列式神兽纹铜镜拓片（鄂州西山铁矿第105号墓出土）

重列式神兽纹镜，主要特点是将镜背主体纹饰由上至下分为多段，多为三段或五段，每段纹饰皆有数量不等的神像、神兽，亦有伯牙、黄帝等人物形象。整个镜背纹饰内容繁复，格局分明。以1978年5月鄂州西山铁矿第105号墓出土的重列式神兽纹铜镜为例（图五），其纹饰分五段上下排列（图六）：第一段为东王公坐龙凤座，右边一朱雀；第二段中间二神，左边一虎，右边一龙；第三段左神旁一鸟，右神旁一侍；第四段四兽间一神；第五段中为西王母，左边一玄武，右边一兽。外圈铭文一周：“黄龙二年七月丁未朔七日贤丑，大师鲍豫而作明镜，玄湅三（商），灭绝孚秽，服者高迁，位至竹帛，寿复者石也。”边纹为变异云纹。黄龙为三国吴孙权年号，黄龙二年为公元230年。

图七 对置式神兽纹铜镜（1964年鄂州征集“黄武六年”铜镜）

对置式神兽纹镜，镜背纹饰主要特点为神人与神兽均以镜钮为中心对称，神人与神兽形象交错出现。1964年鄂州征集的黄武六年对置式神兽纹铜镜就是此类镜（图七），镜为圆形，扁圆钮，重圈连珠钮座。纹饰为东王公坐于龙凤座上，头上有一太阳纹，两边各一兽；对面为西王母，两边各一兽。其外为半圆方枚一周，方枚上每枚一铭，合为：“市北王古师左也工大主士大吉兮。”方枚之间有连珠纹。外圈铭文：“黄武六年三月十日壬巳朔，身吏亭度之仕，羊吉者，宜市来□□今史命平天，人可大吉。”边纹为变异云纹。黄武为三国吴孙权的年号，黄武六年为公元227年。

图八 同向式神兽纹铜镜（1975年鄂州出土“黄初二年”铜镜）

同向式神兽纹镜纹饰的主要特征是，无论神人还是神兽其正面方向均保持一致。纹饰一般排为三列，但它们之间的界限不如重列式神兽镜那样清晰。以1975年鄂州出土的黄初二年同向式神兽纹铜镜为例（图八）。该铜镜纹饰上方为伯牙弹琴，两旁各一神一兽，左神为东王公坐龙凤座，右边为西王母坐龙凤座，下面二兽间二神。其外为半圆方枚一周，方枚上每枚一铭，合为：“王日四月□三商□□□。”外圈铭文一周：“黄初二年十一月丁卯朔廿七日癸巳，扬州会稽山阴师薛豫命作镜，大六寸清冒，服着高迁，秩公美，宜侯王，予孙藩昌。”边纹为变异云纹，黄初为三国魏文帝曹丕的年号，黄初二年为公元220年。

神兽纹镜的纹饰设计十分精致，不仅主体纹饰独具匠心，外圈纹饰也展现出巧妙的构思。镜背的外圈通常装饰有一周半圆方枚，每个方枚上都刻有一个铭文，这种设计既美观又富有文化内涵。此外，画纹带上刻画有羽人导龙、句芒、飞鸟、鱼、兽、龙、凤等图案，这些图案栩栩如生，寓意深远。在镜背的最外围，还装饰有云纹、卷云纹、变异云纹、锯齿纹、水波纹等纹样，这些纹样以流动的线条和丰富的层次展现了自然界的韵律与美感。部分铜镜还采用了鎏金工艺，使整个镜面更加华丽高贵。这种繁缛精美的纹饰及鎏金工艺充分体现了当时鄂州铸镜匠人卓越的技艺水平。

三

魏晋南北朝时期古武昌（今鄂州及武汉江夏等地）凭借丰富的天然矿产资源和从会稽、吴郡等地引进的先进铸镜技术，铜镜制造业十分发达。神兽纹镜是其中生产最多的铜镜，产量之多可通过“同模镜”来进一步地证明。同模镜是指用同一个镜模翻制的镜范浇铸出的铜镜，其尺寸和纹饰完全一致。今鄂州市博物馆已收藏了3对同模镜，在鄂州地区出土的神兽纹镜中，还有一些可与国内其他地区出土或收藏，乃至国外所藏神兽纹镜为同模镜。大量神兽纹同模镜的出现说明当时古武昌铜镜生产有可能进入了批量化生产。

鄂州神兽纹镜的铭文除铭记年号和表祥瑞吉语外，较多有工匠名氏，暗示这一时期铜镜制造手工业已出现“物勒工名”。经统计，镜铭中所见工匠名号有朱氏、王氏、李氏、三羊、青羊、陈氏等多达20多种，说明当时古武昌地区已云集许多制镜工匠，成为了长江中下游地区铸镜中心之一。

神兽纹镜作为魏晋时期最为流行的铜镜种类，并以古武昌地区为最主要的生产和集散地，今在鄂州地区有大量的出现和出土，由此可见一斑。古武昌生产的神兽纹镜今在国内其他地区也不断被发现，说明当时武昌生产的铜镜在全国各地流通甚广。如长沙发现一枚半圆方枚神兽纹镜，其上铭文为：“黄初二年，武昌元作明镜，宫湅（三）章，乃而清明，吉羊。”“黄初”是曹魏魏文帝曹丕的年号，至唐以前，武昌地名只在今鄂州，因此此镜的产地正是当时的武昌。

鄂州神兽纹镜对其他地区铜镜的生产产生了较大的影响，考古发现证明除孙吴外，长江流域其他地区及关中等地都有神兽纹镜生产。但是，这些地区生产的神兽纹镜与鄂州神兽纹镜风格差异明显，制作质量也远不及，当时还是以武昌地区的神兽纹镜为质量最上乘。俞伟超先生曾说：“东吴时期的武昌镜是以浮雕式的半圆方枚乳神兽镜和重列神兽镜为其主要内容，在四川昭化和广元出土的蜀镜，其半圆方枚乳神兽系统的诸镜，神人图像少见，主要是鸟、兽图像，而且流行一种以方枚乳和物图像相间的画纹带；这是与会稽镜、武昌镜不同之处。陕西西安、乾县出土的半圆方枚神兽镜和重列神兽镜，其神人和怪兽的形态就比较呆滞。故武昌镜的工艺传统和会稽镜属于同一个系统而与魏、蜀之镜的风格不同。”

神兽纹镜不仅在国内广泛流传，其影响也远播东亚地区，特别是对日本铜镜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日本古墓中出土一种三角缘神兽镜，日本学者认为这是日本本土匠人设计制作、具有自己民族文化特色的铜镜。然而，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王仲殊先生研究认为，日本考古学界所称的三角缘神兽镜应该源自中国鄂州的神兽纹镜，而且生产这种铜镜的工匠可能来自于中国三国时期的孙吴。日本的三角缘神兽镜的主体纹饰题材与鄂州出土的神兽纹镜相似，都是东王公、西王母和龙、虎等形象；这种三角缘神兽镜在日本生产、流行的年代正是中国的三国时期，有的铜镜还铸有当时中国王朝的年号，并有“陈氏作竟”“张氏作竟”等中国工匠的印记。三角缘神兽镜是孙吴制镜工匠到达日本后，在古武昌神兽纹镜的基础上进行了创新，将铜镜的边缘由平缘改为三角缘。三角缘即指镜缘隆起较高，顶端呈尖状，断面呈三角形，故称之。有些三角缘神兽纹镜的镜面比武昌神兽纹镜稍大，这可能是工匠仿制古武昌铜镜时结合日本人的喜好而特意做出的调整。魏晋南北朝正是佛教进入中国的时期，孙吴工匠制镜时曾尝试并使用佛像替代神仙像作为神兽纹镜的仙人纹样。彼时，佛教对日本的影响远未及对中国，而东渡日本后的工匠也将这一制镜理念带至日本，甚至将佛像与神仙像进行了主观上的融合，因此便出现了将原本属于神仙的冠冕误加在了佛像之上，这是铜镜在传播过程中形成的有趣现象。

鄂州神兽纹镜是中国古代铜镜中的珍品，它以丰富的纹饰、精湛的工艺和深刻的内涵而闻名于世，在中国古铜镜发展史上占据着重要的地位。鄂州神兽纹镜各种神像、神兽形象栩栩如生，代表着吉祥、和平和幸福等不同的象征意义；整镜铸造十分精美，镜面打磨异常光滑，镜背纹饰线条流畅自然，展现出极高的艺术价值。同时，鄂州神兽纹镜还蕴含着深刻的文化内涵，是魏晋南北朝时期鄂州地区社会生产、生活状况的缩影，反映了当时人们的思想观念、价值取向和审美追求。通过对鄂州神兽纹镜的研究，可以更好地了解和认识魏晋南北朝时期江南地区的历史和文化，一窥当时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状况。
【作者：吴相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