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面罕见的唐代铅质凤凰双镜冥用镜

伯寻

此镜八出葵花形。表面呈色为灰褐或棕褐，镜面锈迹斑斑，毫无光泽。直径18厘米，重达1298克。手一掂量显得特重，一般都误以为是铁镜，但承上海博物馆科学实验室熊樱菲小姐在百忙中用荧光能谱仪进行半定量分析结果为：铅占94.25%，锑占3.97%，铜占1.23%，铁占0.38%，其他尚有锡、硅、钙等杂质。也就是说，此镜既非青铜镜，也非锡青铜和铅青铜镜，更非铁镜，而是名副其实的铅镜。尽管是表层采样检测数据，但按常理说其基体亦应是铅质而非是其他，因为从比重来说，直径为18厘米的唐 “双凤凰镜”或“真子飞霜 ” 铭镜 ， 一般多在1000克以下，而此件比一般重200克左右。如1988年湖南衡阳市水口山一砖室墓中出土一件“凤凰双镜”铭葵形镜，表面漆黑光亮，几乎可鉴人，其镜背图案纹饰、铭记等与此铅质镜完全一致，其大小规格也很相近，直径18.3厘米，重量则为750克。

我国古代铸镜，合金中除铜、锡外配上少量比例的铅是常见的，因为从自然科学技术原理说，锡青铜加铅的重要作用是可改善合金的切削加工性能，可适当降低高锡青铜的硬脆性，延长铜镜的使用寿命。但是加铅又不宜过多，过多了不但铅青铜的强度硬度较低，锡青铜加铅后的强度、硬度也要下降，还可降低铜合金的耐腐蚀能力，特别是因铅青铜体积收缩较大，难以铸出精细的镜背纹饰和铭文。故此，汉唐时期的铜镜，铅青铜质的很少，而铅镜更属罕见。

然而，从检测分析，此镜是地道的铅质镜，而且从镜背图案和“凤凰双镜”铭鉴定，应是唐代铜镜无疑。既然唐人明知铅青铜铸镜都有如此诸多缺陷，为什么还要用铅作为主体来铸镜？我们推测有两种可能，一是作为铸镜的模子(即母模)；二是用来作为冥器。从镜背纹饰及铭文糢糊不清晰以及龟形钮带穿等特征看，前者的可能性应予排除，从镜背图案和“凤凰双镜”铭的内容看，冥器的可能性最大，即专门用来夫妻死后陪葬之用。

图2

该镜龟形钮，一片荷叶作钮座，其叶茎直连于下方的山石湖水中(图1)。钮上方为一仙鹤，再上为缭绕的行云和重迭的山峦，远处有初升的朝阳冉冉升起(半弧中为一圆点，故应系日而非月)(图2)；钮左侧幽篁中有一老者席地而座，膝上横琴，作弹抚状，前置长方几，表现的是古代俞伯牙一曲高山流水为知音的故事；钮右侧则为一孤鸾立于山石之上而展翅闻声起舞的图像，上方则为两株梧桐树。缘内有一周40字的篆书铭记：“凤凰双镜南金装，阴阳各为配日月，恒相会，白玉芙蓉匣，翠羽琼瑶带，同心人，心相亲，照心照胆保千春。” 其中有的断句为“阴阳各为配”“日月恒相会”，似不妥，而应是“阴阳各为配日月”“恒相会”，阴阳与日月相配，正好与首句七言“凤凤双镜南金装”相对应。铭记开头与结尾之间以一“璥”字相隔。然而，正由于此镜为铅镜，故给人印象是，上述这些图案纹饰以及周缘铭文都不很清晰，像老者座前的长方几更是模糊得难以辨识。

图3

图4

此类图案铭文镜，各地相继有出土，一般都据其铭文称之为“凤凰双镜”。为何自铭为“双镜”？从铭记内容只能如是理解：为了表明夫妻间的心心相印，形影不离，永恒相爱，他们选用南方盛产的上等铜、锡料，铸造男女各持一面的凤凰双镜，籍以区别男女有别的是图案上的日还是月，即所谓“阴阳各为配日月”，镜钮上系有嵌饰着翠绿美玉的绶带，平日双镜都共装置在一个白玉匣内，以表永结同心，白头偕老，地久天长。说明镜背铭记内容和图案纹饰主题是吻合的，是唐代中晚期较流行的一种男女婚嫁时的用镜。此面 “凤凰双镜”铭葵形镜的龟钮最上方，在飘云和山峰的天边有冉冉升起的太阳，正表明此镜当供男性只是在阴间使用的证据。上海博物馆收藏的一面“凤凰双镜”铭葵花镜(图3)，其镜背的图案花纹及40字铭文都与此镜相同，唯龟钮上方的行云和峰巅之际却仅有半圆弧形，中间少一圆点，表明一轮明月正在升起，这无疑应是女性在阳间使用的铜镜。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的一面，其龟钮上方的飘云和山峦间升起的也是半轮明月，因中间也少一点，故非日出纹(图4)。其他只要是带“凤凰双镜”铭的铜镜，其云山图案中一般都配有日或月，即不是太阳就是明月。

图5

图6

图7

此种凤凰双镜的背面图案与“真子飞霜”镜基本相同，故一般都将其归入真子飞霜镜类。稍有差异的仅是在龟钮上方的飞鹤部位多有田字格题铭“真子飞霜”四字。凡有“真子飞霜”田字格铭的，其抚琴长者和立于山石的鸾凤位置多与“凤凰双镜”相反，但这些差异都不足以影响和改变这些基本图案纹样的主题思想，即表现男女之间那种永结同心、天长地久、白头偕老的恩爱情怀。即或在飞鹤部位换上“真子飞霜”四字铭，然而在其上部却依然保留有飘云、山峰，特别是代表男女的日月图像，如上海博物馆收藏的一面“真子飞霜”铭镜，在其上的远山祥云缭绕中，就有一个半圆弧形，中间为一圆点，以示初升的太阳(图5)。还有的铜镜上虽铸有“真子飞霜”田字格铭，但还是在缘边铸有“凤凰双镜”40字铭文，如浙江杭州止水斋主珍藏的一面，直径竟达31厘米(与山西博物院收藏的一件可能同模)，不仅如此，在田字格铭上部的云际天边也铸有半轮明月(即中间无一圆点)(图6)，此外，这种镜在浙江衐县博物舘收藏一面(图7)，安徽六安博物馆也收藏有两面，同样在田字格铭最上方分别铸有日或月，故此“真子飞霜”镜实亦是“凤凰双镜”所表现之内容也。

近年来有的先生，从唐代社会男女婚俗关系的深层次角度对“真子飞霜”镜作了新解，认为“孤鸾映水舞不停，伯牙抚琴为知音”这些流传已久的、家喻户晓的美好传说，刻画在铜镜上，其表达的主题是求偶求知音，反映出了唐人对婚姻要天长地久的渴望心情，这无疑是正确的，但是仍然没有回答为什么在有的“凤凰双镜”铭镜上要添上“真子飞霜”四字的问题。

“真子飞霜”四字，至今有各种不同解释：据钱坫《浣花拜石轩镜铭集》记载：“真子当是人名，飞霜当是操名，然遍检书传及琴谱诸书皆不可得，古人制器原欲以流传后世，其人不作此镜，则湮没无闻矣。”朱江先生据《江都县续志·金石考》推而证之，认为“真子即真孝子的简称，飞霜当是古琴曲十二操之一履霜操的别称，讲的是尹伯奇放逐于野的”。冯云鹏、冯云鹓《金石索》谓：“真子不详，或取修真炼道之意，如南真夫人及元真子之类，飞霜疑即元霜，裴航遇云翘夫人，与诗云‘元霜捣尽见云英’。”要识别“真子飞霜”四字的真实喻义，笔者认为，据考古资料探究这种带“真子飞霜”铭镜开始出现的年代及流行年代，应是破释这一谜团的主要途径。

图8

前已述及，属于“真子飞霜”镜类的有多种，有的先生归纳为七八种类型，但必须指出的是，不论是钮下的池水中有多枝荷花，抑或多一对鸳鸯，其器形大多都是葵花形，只有少数圆形甚至方形带“侯瑾之”铭记的，其基本的也是最主要的即伯牙弹琴、孤鸾自舞的构图则是一致的，也是必有的，表达的一个共同主题就是唐代社会男女婚恋中“同心人，心相亲，照心照胆保千春”的爱情理念。根据出土资料，早年孔祥星先生就对隋唐镜进行了分期探索，认为人物故事镜(含“真子飞霜”类镜)主要流行于玄宗开元以后至德宗以前，与对乌镜时代相当，今天看来也是正确的。当然，若要细加分析，不同类型的“真子飞霜”镜也可能有早有晚，如那种没有铭记仅有伯牙弹琴、孤鸾自舞主题纹饰镜，不仅至今出土数量相对较多，且时代有可能渊源甚早，或可早到二期的早段，即武则天以后至玄宗天宝以前。但带铭记的包括“凤凰双镜”和“真子飞霜”铭镜主要流行时代应是在唐玄宗开元以后至德宗以前。1983年湖南常德三湘酒厂工地出土一件带“凤凰双镜”铭镜，同出的有铜釜、白瓷盒和17枚开元通宝钱就是有力证据。有必要注意的是，这种带“真子飞霜”田字格铭镜一直到德宗以后即晚唐时期尚在使用。《中国青铜图典》收录的一件陕西西安出土的带 “真子飞霜”铭镜，虽构图与一般真子飞霜镜相同，但镜形较异，作宽弧线四边形，田字格中的“真子飞霜”四字也很不规整(图8)，孔祥星先生认为此镜应晚于一般的真子飞霜镜。

据《旧唐书》卷51记载：“时妃(杨贵妃)衣道士服，号曰太真。太真姿质丰艳，善歌舞，通音律，智算过人。” 据《明皇杂录》载有天宝年间，杨贵妃和唐玄宗在宫中巧训白鹦鹉“雪衣娘”讽诵诗词和《多心经》的生动故事，宫廷画师张萱还以此为题材创作了一幅名为《写太真教鹦鹉图》。“马嵬驿”事件(756年 )后近百年，即大中五年(851年)进士郑嵎有《津阳门》诗句云“宫中亲呼高骠骑，潜令改葬杨真妃。花肤雪艳不复见，空有香囊和泪滋。銮舆却入兴庆宫，满山红实垂相思。飞霜殿前月悄悄，迎春亭下风飔飔。”原诗注曰：“飞霜殿即(兴庆宫之)寝殿，白(居易)赋长恨歌以长生殿为寝宫，殊误矣！”说明在唐玄宗及其以后的有唐一代，当年的杨贵妃，就一直有太真、真妃等的称呼，兴庆宫中的飞霜殿也曾经是当年唐玄宗与杨贵妃的寢殿。面对这种时代背景，就不能不令人想到，正如有的先生所推论的那样：“真子”似应是人名，飞霜似应是地名， “真子飞霜”可以理解成“两个有情人重回寝殿”的寻梦和求仙。既然唐明皇与杨贵妃的爱情悲剧故事，在中晚唐的诗歌、绘画、雕塑等各种艺术作品中都有不同程度的真切反映，那为什么就不可能在广为社会各界使用的铜镜图案上有所表现呢？！正因为有着伯牙弹琴、孤鸾自舞这一基本图案的铜镜，发展到周缘再配以“凤凰双镜”铭诗句，使表现的恩爱情怀的主题更真切，此时又恰逢当时圣上与杨贵妃缠绵徘恻的爱情故事，已家喻户晓，传遍寰宇，因而铸镜匠师们在这一基本图案上添加贵妃的名号(真子)和寝殿的名称(飞霜)即“真子飞霜”铭那是顺理成章之事。只是，有的是在仅有基本图案上添加，有的则是在周缘无“凤凰双镜”诗句铭上加铸，还有的则在周缘有“凤凰双镜”诗句铭上再添铸，但不论何种形式，它们反映的主题是共同的，表达的爱情理念是一致的。
【作者：刘茜  彭适凡】